[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072(2000)04-030-05 先锋作家曾在文体实验中沉缅不已，带有浓郁的文学自娱色彩，因而忽略了对意义的明晰性和终极性的表达，内在的精神价值指向让位于符号代码系统，成为文学游戏的陪衬。然而，当形式实验的外衣脱去之后，意义的明晰性和终极性就成为他们自觉的追求。形式的消解、意义的重建是90年代初先锋文学精神的整体流向。表现在作家进行了自我调整，减弱形式实验，中止文本游戏，关注人物命运，重视故事情节，追求价值深度。寓示先锋作家逃避生存苦难和精神困境而迷恋于形式技巧的时期已经过去，正在关注着理性深度的建立和人类精神的沉沦与拯救过程。 一、主体复归后精神的迷失 文学主体是在一种感伤而又愤满的情绪渲示中，在神性崇拜的退场后萌发的。自70年代末开始，本国作家通过对旧时代的批判与反思，初步确立了主体的价值、意义与尊严，强调个性，表现自我，逼近内心的真实。这一时期复归的主体精神，更多地带有群体主体性的特点，即一个时代的人们在告别旧时代的过程中，一种对人的精神创造性、自由性的集体记忆的复苏，支撑着人们的是一种诸如“位卑不敢忘忧国”的“大我”的神性追求和精神情怀。 文学独立的主体价值地位的初步确立，直接预示着一个时代理性的深层迁徙。它一方面刺激着人们的精神想象，解放了人们的精神创造力；另一方面，它又强化了群体主体性向单一的精神主体性方向的偏移，而且又渐渐变异为个体主体性，从而制造出了一个全面的关于“自由”的人的神话，使主体性的内涵愈益失去其历史现实依据，引发了主体性的狂欢，解放了的主体从此又走向精神的迷失。 主体性发展的这种两面性，在先锋文学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80年代末，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北村等作家登上文坛，他们以独特的话语方式进行着各种小说形式的实验，被人们称为先锋派。 先锋文学的主体性首先表现在对人的多面而深入的思考上。在以往的文学发展中，对人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并未成为其探寻的中心，人的问题多是依附在政治、历史等社会学问题之中。而在先锋文学中，主体的充分独立与解放，使先锋文学呈现出一种丰富的多元姿态。在先锋文学早期的作品中，通过对当代人变幻不定的价值寻求的反映，昭示出在以往人们精神实践中那种共同的价值取向、规范的碎裂与崩溃。尤其是在对人性阴暗、丑恶一面的展示上，更是新时期文学发生以来的一种独异的景观。在灾难、性爱、死亡、历史、罪恶等主题原型下，先锋作家把对人性“恶”一面的思考推进到了极致。 格非展现的梦靥般的难以理喻的生存世界，苏童对虚幻历史的一种忘情缅怀，揭示了主体人的多面性、复杂性。余华流畅而冷漠的叙述语调和令人震惊的血腥暴力在文本中被鲜明地凸现，从而呈现出众多刺激性的暴力景观。他的《四月三日事件》中的欺诈与暴力；《河边的错误》中疯子的连续杀人；《现实一种》中家人的互助残杀以及《古典爱情》中的人吃人等。暴力这一母题首次以模式和系列的方式在先锋文本中被发挥得如此惊心动魄，如此淋漓尽致。 当这种主体性愈益向精神主体、个体主体一面倾斜、变异时，被解放的主体又成为了一种被神化的主体，使先锋群体走向精神迷失。它既刺激着先锋群体打碎传统理性背景下的种种意义偶像，进行着主体性的狂欢；又因为自身所深存的观念论倾向，使主体失去了得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这造成了先锋群体在面对未来的价值建构时，显得无所适从，难以实现新的精神更生。人性中的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他们那里都被置入荒诞的境地。“现实是抽象的，先验的，因而也是空洞的”。[1]因此，他们共同致力于丧失现实指涉、丧失与时代和读者间进行对话可能的“虚构”，在他们这里，“语言服务于结构，而不是服务于意义。没有家园，包括语言，没有寄宿之地。一切仅是一次脉搏，一次呼吸”。[2]这种精神上的局促、困顿状态，使得先锋群体从对人的思考、探寻滑向对人性总体理解的迷失。缺乏甚或放弃人文关怀，迷醉于形式操作成为其精神发展的一种必然归宿。 先锋文学主体性的第二个表现是，寻找自我独特的审美表现。这几致成为先锋文学的一种追求的目标。先锋作家第一次把文艺的审美品性作为其关注的中心，在艺术形式上作出了深入的探索，显示创作主体自我实现和自由程度的空前提高。余华认为：“二十世纪文学的成就主要在于文学的想象力重新获得自由。[3]在先锋群体中，不仅各个作家间，就是同一个作家不同阶段间，其艺术形式与话语风格也有鲜明的差异。西方近现代艺术的百年变化，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短短几年间就都实现了。从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荒诞派、象征主义、新小说，种种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审美方式都融入了中国文艺的发展中。于是，传统的文体模式开始被打破，以传统的文体观念来关注这些文本已成为一种虚妄，以至于评论家惊呼：“许多的后现代先锋作品，期待传统理论的解答几乎是不可能了。”[4] 主体精神的迷失又使先锋文学的这种审美追求走向畸变。《张生的婚姻》中张生与小柳走到婚姻登记所，无来由的就不拿结婚证，既非变故也非两人不相爱。对新的价值世界的无力建构，使得先锋群体对自我独特审美方式的追寻往往最终蜕变为他们的一种精神慰藉与寄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