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首都的北京，因其独特的人文地理优势显示出迥异于其它城市的气魄与风范，这块土地上生长出的都市文学也昭示着别具一格的风貌。北京都市文学的主体构成多为青年作家，有“新生作家”之称，这些作家以其特有的感悟力和体察力，进行着皇城根下的现代叙述。文化关怀与京城感觉是他们有别于上海、广州等城市作家的显著特色。这些作品中大体存在四种主要叙事形态：欲望化叙事、女性叙事、平民化叙事、多指涉叙事。当然，很多文本所呈现出的叙事形态其实具有交叉性、兼容性，作家们的叙事策略也并非单一。 1、欲望化叙事 这种叙事无疑以凸显都市欲望为焦点，是伴随着都市现代化进程生长起来的。叙述者基本上都遵从现代商业社会价值取向来进行操作，因而被论者认为最具新市民社会特质。代表作家除了邱华栋，还有田柯、程青、王芫、张人捷等，而邱华栋的作品最具典型意义。他的作品弥漫着浓郁的都市气息，庞大的都市物质空间在他的笔下不停闪现，让读者无时无刻不感受到来自都市的灯红酒绿、变幻莫测，而最本质的却是他对人在都市中激发出的欲望实现的书写。邱华栋认同人物的欲望化生存，并把其作为新市民的代表进行肯定。与此同时，他并不回避人在物化社会中的精神困境。《环境戏剧人》、《时装人》、《公关人》等一系列作品都揭示了现代城市人与消费社会的异化关系，人在物质的挤压之下产生了失去自我的恐慌，灵魂陷入痛苦挣扎之中。正如前面指出的，欲望化叙事在都市文学中最具当下性，贯注着一种现代市民精神，作家普遍以现代性眼光观照都市，并与都市一起沉浮起落。 2、女性叙事 由于有了物质的强大驱动力，城市中女性与男性的关系陷入了新的不平衡。女性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生存挑战。陈染、林白选择了让女性在幽闭中远离现实，并构筑一道女性自我保护的屏障，在对镜自语中体味女性本我的发现。通览她们的作品，都市背景有时并不明显，相反女性多以逃离城市的自我拯救姿态出现。如陈染笔下反复出现的“黛二”总想撕开城市的牢笼，冲破无处不在的恐惧；林白笔下的朱凉等人则沉溺于远离城市纠缠的脱俗人生。然而，逃离更多存在于精神意义上的幽居，女性只有在城市中才能获取独立的意义生存空间。所以说中国的女性主义小说本质上属于城市。与陈染、林白有所不同，徐坤提供了另一种女性叙事的书写程式。她把女性放到更广阔的外在世界中呈现，《出走》、《厨房》、《遭遇爱情》《离爱远点》等一组都市即景作品都体现出打破男性自我崇拜，拆解男权优越文化的主题意蕴，女性自我由此获得了溢出主流（男权）文化限定的可能性。 3、平民化叙事 平民化叙事是以平民（多为北京底层平民）为观照客体，叙述平实朴素、语言上京味儿最浓，最能体现北京的地域文化色彩。其中的优秀之作当首推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这篇作品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现实主义范式，刘恒在此提供了一种平民指认式的城市悲喜剧。陆涛在《都不是外人》中也塑造了一个类似形象：京西大嘴。京西大嘴的“侃”并不体现在滔滔不绝地耍贫上，而是喜欢说一些不合时宜的“真话”，他是在为逼近现实真相与别人较劲。这种平民式的“真”实在是难能可贵。平民化叙事本质上应有一种平民立场的投注，与其它叙事形态相比，它表征的平民意蕴最为浓烈。其实，平民化叙事一直是都市文学的主体构成，有其传统渊源，但处于当下语境中，它早已将现代意味融化于传统外表之下，于平实中透出人生真义，显示出平和却强劲的生命力。 4、多指涉叙事 这一叙事形态的代表作家有李大卫、丁天、赵凝、刘庆邦、朱也旷等人。与欲望化叙事完全投入的姿态相异趣，这些作者普遍采取与当下保持一定距离的言说策略，他们的作品多触及到对人在都市中生存本质意义的追寻，而这种意义往往是零散的、未定的或可从多方面来把握的。丁天的《幼儿园》、《蕾》、《你想穿红马甲吗》等作品隐隐透出一丝生命无法把握的迷惘。一切都可能发生，一切也都不可能发生，偶然无处不在，它似乎控制着人的生存指向，世界在不定意义中敞开。这类文本在阐释上最具挑战性，有实验色彩却无先锋面孔，多变的言说方式，分散化的透视视角，丰富的文化指涉，都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都市文学叙述方式的新变革。 从以上四种叙事形态的分析可以看出，个人化言说已成为都市文学的本质，作家们基本上都避开主流宏伟叙事，以个体经验观照都市，读解都市人的生存，从而形成当下北京都市文学的独特意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