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2000年的太阳升起的时候，是个特别适于抒情的时刻，但对我们所要谈论的文学批评而言，似乎已经失去了这份浪漫。刚刚逝去的20世纪90年代，对文学批评来说几乎是悲剧性的：一方面，文学批评以前所未有的理论的丰富性和观念的多样性参与了这一时代的文学建构，在商品经济大潮和多种复杂因素的困扰下，捍卫了文学所剩无几的尊严；一方面，在不同的场合和传媒中，对90年代文学批评的指责几乎成为一种时尚，在“从众”的庸常之气无处不在的时代，这些指责在传播中演变为舆论，它的不断重复不仅强化了人们这一似是而非的印象，而且被成倍地放大。文学批评仿佛成了90年代文学不幸的万恶之源，成了一块避之不及的不祥之地，不论什么人，似乎都可以向文学批评或是冷嘲或是瞪眼。但如果分析一下这些带有轻喜剧风格的指责或不满，会发现它们对90年代的文学批评究竟发生了什么并不了解，因此也就构不成对文学批评真正的批判。 当然，我们作为“业内”人士的上述言论，很可能招致误解，认为是在为90年代文学批评全面辩护。事实上，90年代的文学批评显然是存在问题的。现在“真相”一词颇为流行，而真相永远不可能被绝对地说出。但我们都是90年代文学批评的参与者，对90年代文学批评的变化和存在的问题，即便我们难以说出它的全部真相，起码可以用我们的体会对其作出检讨。 一、对90年代文学批评的基本评价 李洁非：不少人论及90年代文学批评，喜与80年代相比，并认为，两相比较，前者颇显平淡，是占不到一点便宜的。进行这种比较的理由，也许并不充分，不过，有其可以理解之处。回顾共和国建立以来整个50年间的批评史，我们似乎有一种80年代是其黄金期的感觉——在那以前，文学批评为政治所播弄，处在不正常的状态，而那以后，无论在文学内外，批评的影响力不免渐形弱小——如此，前衬后托，80年代似乎就成了一段令人回味不已的独特时光，引来今不如昔之叹！ 80年代文学批评，尤其中期之后，英气勃发、激跃向前，曾极一时之辉煌，这是很难否认的。但拿它来跟今下相比，舍声势煊赫与否以论，我倒不愿苟同于彼强此弱的说法。上述判断，多大程度上存在感情渲染之嫌，恐需界内人士慎加思索。80年代批评激动人心之处，其实主要在于它极富革命色彩。好像以往的批评还从未像那时一样，冲决了那么多旧的藩篱，打开了那么多新的窗户，随时有振聋发聩的声音传来，随时有别开生面的主张发表。就此而言，90年代的批评，谓之平淡可也。不过，大家可能完全忽视了某种历史的客观，亦即，当时面对的，究竟是一个被诸多教条窒息甚久的理论批评格局，究竟有无边的沉闷可供突破：这种情势，并不是任何时候的批评家都可能面对的。古人云，一代而有一代之文学，批评岂独不然？80年代批评披荆斩棘，烧荒垦田，固然轰轰烈烈、功颇可矜，但世上未必只有这种批评才光彩，才具分量，才显出创造性。90年代后，轰动效应渐离文学（包括批评在内），原因多多，但究其根本，势尽而已， 本在情理之中——否则， 文学永远在80年代那种气氛里延续下去难道是正常的么？所以，关于批评在90年代是不是盛极而衰了，绝不可以表面气象论，倒是应该更多地看实绩。 谈到实绩，我以为90年代的批评非但未停下前进的脚步，较80年代兴许还更沉稳些。80年代批评的遗产里头——好东西且不说了——也有一些很不好的弊端。最突出的，便是浮躁之气和盲目唯新倾向；这类因素，在90年代显然被有效地抑住了，批评的思考方式，比较不在乎“主义”而看重“问题”。其次，相对于80年代批评家喜欢逐流追潮的特点，90年代批评家好像也更接近于自己，从理论资源和批评对象两个方面看，分化大于趋同，甚至于都有了不便沟通之苦。再次，视野较80年代肯定变宽了，80年代批评有着很强的排异性、壁垒性，实际上一直是狭隘和偏激的，虽然也是情势使然，但毕竟有失公正，可以说，80年代的作品将来迟早还有“重读”的必要，以拗回当时批评的偏颇，而90年代批评，却没有刻意迎拒什么，新与旧、本土化与全球化、左与右、传统与现代、知识分子立场与民间立场……都在视野之内，都可坦然对之。试以上述所论，看90年代几种重要的批评观象，如人文精神讨论、新生代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断裂”之争和眼下正酣的诗界笔战，似皆吻合，足见90年代批评并没有被80年代巨大身影所吞没，相反倒逐渐走出了自己的路子。 徐坤：不管人们怎样谈论90年代文学批评的“缺席”，在我看来，批评仍然在显示着巨大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和勃勃生机。谈“缺席”者，多半是在80年代曾经辉煌和战斗过的老一辈同行。作为一名在90年代才参加革命工作、进入批评队伍中的新兵，相反，笔者却能感受到周围同行兢兢业业、扎实努力在为批评的建设作贡献的氛围，并也看到了他们的工作在某些方面极其富有成效。 所谓的批评“缺席”，依我的理解，一方面可能是说人员的缺席——亦即那些在80年代年富力强的从业人员已经自动从批评队伍中退出，在经过八九十年代转型时期的风起云涌的时代变幻之后，兴趣渐渐转向了别处，不再对文坛感兴趣，也不再愿意从业于批评。而一旦没有了他们这些“新权威”所参与的批评——在他们个人看来——“批评”便很难再成其为批评，批评由此不仅仅是“缺席的”，就连创作本身也是——比起有他们在的那个充满光荣和梦想的80年代来说——基本上可说是乏善可陈、一片空白的。这当中，一个毫不费力就可发现的现象却是：在一大批40来岁的年轻又曾荣极一时的批评家当中，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记忆，基本上是到80年代末期的先锋派作家为止，对于那以后的创作实践缺乏了解和介入，记忆和思维不再朝前迈进，没有兴趣去对后来的创作文本进行追踪和阅读，转而言之“空白”和“缺席”。这多多少少也能体现出非常年轻的老一辈革命同志的“繁华落尽”之后的一种复杂心情。从人之常情的角度看当然是非常可以理解的；所谓“缺席”，第二方面，我以为也许是说批评的轰动效应的缺席。从新时期以来直至80年代末，作家批评家担当着非同寻常的社会角色，通常他们都仿佛是站在高坡上，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而现在的所谓“批评”的风光，却全被热爱（改编）文学作品的电影导演、报纸电视等公众传媒、书刊编辑家、职业记者、专职或业余书评家等三教九流所占尽，这些所谓“批评家”的身份与人员组成与80年代相比又有了很大的不同。相形之下，职业批评家似乎发不出什么强有力度的声音，他们的高头讲章似的专论文章只能在专业领域里的学术期刊上才能见到，且只能供本行业的人切磋探讨，其即时的大众层面的影响远不如前者广泛；第三，也可能是那时（80年代往前）的批评家总是高高在上惯了，再加之他们时不时地又与意识形态的合力捆绑在一起，如同微软的“瘟98”与IE浏览器的免费捆绑式销售一般，力量和功能强大无比，不但总可以压着作家说话，而且还可以强硬到既可以一夜之间让人下地狱，也可以一日之间捧人上青天的地步。如今进入90年代之后，批评家跟作家的关系明显发生了改变，除一部分的不明原因的亲善关系外，在某些场面，作家的声音似乎是远远盖过了职业批评家的声音，如在新生代及70年代生的“断裂”作家群中，年轻作家干脆自己出面担当批评的角色，从感性的认知方面梳理当今的一些文学现象，批评家的声音仿佛已从中湮没，他们还仿佛成了受修理的角色。殊不知，这也正是批评之轰动效应表现之一种。只不过其批评的主体换了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