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国学界遭遇到了诸种“主义的困惑”，解惑的前提应当是“问题的审理”。 近10年来，西方的女权主义、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少数话语、文化研究等，一浪一浪地传过来。相当一部分学者轻视西方的诸种“主义”的精神意向，认为完全与当代中国问题无涉，仅是一种新潮理论而已。另一些关注西学的学者则认为，如果不注意这些新理论的动向，不通过其理论范式对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加以审视的话，就有可能再次滑入学术盲点，并对当代中国文化问题产生误读。 我认为，对西方20世纪历时态的多种“主义”，共识态地照单全收或动辄全盘排斥或完全拥抱，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洞识，而只能遁入其问题的遮蔽之中。事实上，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在世纪末中国文化“场”中的文化过滤和思想互动，必然会发生一系列的文化折射和问题变形。当然，那种将诸种“主义”的术语到处乱用、套用的做法，是一种非学术的态度，因为，其共同特点均是坠入了“主义的陷阶”，只注意到“主义”的术语、范畴和阐释角度，而未能注意到中国的特殊情况和语境，而且没有对这种阐释的前提及其有效性和合法性加以质疑。如何走出理论的陷阱和主义的怪圈，重新认识当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我以为是十分紧迫的事。 一、后现代性思想的基本范式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90年代确实发生了诸多新变化，其所受到西方现代性之后（后现代性）的诸多渗透，使其既不再是传统型的旧形象，也不是完全走向现代的理性主义形象，而是在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和人文话语的同时，也吸收其社会科学以及如后现代主义这样的具有激进主义色彩的一些思潮，并构成自己的多元开放的新形象。如今，中国已经不可能脱离全球性的思想学术语境，疏离当前全球化知识语境的诸多因素，去闭门关窗式地书写“自我形象”和“自我身份”，而只能将自己的形象融入全球性的现代化进程中，在参与当代世界性的文化思潮的研究、评介、借鉴、互动的同时，也在反省其正负面的双重性。这样，通过对“后现代”与“现代”的复杂关系的洞悉，能使中国的现代化之途尽可能减少其“现代化的陷阱”和“现代化的代价”。 西方学者中对后现代研究颇有心得者很多，如德里达、福科、哈贝马斯、杰姆逊、斯潘洛斯、纽曼、德勒兹等，但对现代与后现代特征加以比较而有深度者，当数伊哈布·哈桑(I.Hassan)和利奥塔德(J.F.Lyotard)。二者都分别对后现代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描述，列出了多达几十条的基本特征。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叫特征，在哈桑那里理解为：现代主义即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形式主义、意图、设计、等级、语言中心、作品中心、距离、创造的总体化、综合、在场、中心、文类的边界、语义学、范式、主从关系、暗喻、选择、深度、阐释性理解、所指、叙事的正史、大师法则、症候、类型、阳物崇拜、偏执狂、追求本源和原因、超验、确定性、超越性。而后现代主义特征即：形上物理学、达达主义、反形式、游戏、偶然、无序、技穷、无言、过程化即兴表演、参与、反创造、解构、对立、缺席、分散、文本间性、修辞学、句法、平行关系、转喻、混合、表层性、反阐释或误解、能指、反叙事的野史、个人语型、欲望、变化、变形的两性同体、精神分裂症、差异性踪迹、圣灵、反讽、不确定性、内在性。（注：I.Hassan.The Postmodrn Turn:Essaysin PostmodernTheoryand Culture.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 同样，利奥塔德认为存在两套划分后现代主义的标准：其一是历时态标准，即后现代主义是不同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一个历史时期，它从6O年代发生发展，将随历史而不断地向后延展；其二是共时态标准，即后现代是一种精神、一套价值模式，它表征为：消解、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论、解“元话语”、解“元叙事’”、不满现状、不屈服于权威和专制、不对既定制度发出赞叹、不对已有成规加以沿袭、不事逢迎、专事反叛、睥睨权威、蔑视限制、冲破旧范式、不断地创新。（注：J.F.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on Knowledge.Trans.by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Massumi,Foreword byFredric Jameson.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4.） 上述看法对弄清后现代的一些基本特征可能有些帮助。然而，我又感到某些不满和困惑，因为仅仅零散地堆砌一些特点，仍然有扪象之憾而难以准确地把握后现代的思想状态。 我尝试着从另一角度，即从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出发点和基本范式角度，阐释其基本理论维度。似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去看其思想范式，即：反本质主义、反权威主义、反启蒙主义、反本体论神学、反主体性、反形而上学。 反本质主义。主要是反中心主义，反对将事物都化约归纳而寻绎出现象背后的本质或表象背后的深度，将所有复杂现象都万中取一地抽取本质。这种“理性的霸权”，使人们在把握世界的同时，又以牺牲事物的丰富性为代价而获得所谓的唯一性。无疑，这种本质主义具有独断论的、僵化性的对象性阐释特性，置之于知识真理判断和日常思维中，则有可能出现各种弊端。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则意味着消解中心险和所谓二元对立中的本质维度，注重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众多复杂多变、此起彼伏的现象，认为现象重于本质，边缘重于中心，宽容精神重于独断态度，开放的民主氛围重于垄断式思想控制的权力话语。因此，进入后现代话语就意味着要从本质主义的独断论中挣脱出来，一切都通过对话而沟通，一切的意义都通过阐释和再阐释而不断生成，一切都不可能从先验设定的框架出发，而要从具体的、实际的、丰富的现象本身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