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精神价值取向的讨论，并不是对一个新问题的讨论。五四以来，我们关于文艺的重大理论争论，几乎都与这个命题相关，不断重临起点的秘密是：当文学试图摆脱现实／政治的制约，去表达作家对人和人的心灵世界的关怀时，文化领导权的拥有者会警告作家不要脱离政治，“现实生活”是作家、文艺家创作的唯一源泉；而当作家、文艺家为服务现实政治而使他们的创作过于苍白、概念化时，又有人会警告作家注意艺术性问题。因此，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曾是困扰文艺家们多年的问题，他们没有能力处理好这个问题，他们因此不断处于被警告的地位就是宿命式的。直到80年代初期，这个怪圈式的命题才通过权威的方式得以解决。将近20年过后，陆贵山先生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是一个令人感到无比的震惊事件。童庆炳先生出于一个理论家的责任感和对历史教训的深刻警觉，对此提出批评，并希望文艺创作能在历史／人文之间持有应有的张力，表达了这个时代的历史眼光和理论家应有的胆识。 为了分析文艺的价值取向，童庆炳先生以改革题材小说的三种范式为例，提出了文艺创作的价值取向是：历史理性要有人文的维度，人文关怀要有历史的维度，它既要有益于社会历史的进步和人文精神的丰富，又要在历史理性、人文关怀和文体升华三者之间保持强力和平衡。童庆炳先生对改革题材小说范式的概括虽然略嫌粗略，但他对改革题材小说所体现出的基本价值取向的提炼及其代表性的判断，我持有认同和支持的态度。他所涉及的问题，也与我在这里提出的“历史语境与文学性质”的问题有关。 所谓历史语境，就是在一定时段内，主导历史精神的主流话语所营建的时代环境，它的规定性使人与外部世界建立起意义关系，它的意识形态功能，决定了人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认同了这一环境，才有可能在多大程度上进入这个时代。因此，历史语境是人的实践条件也是文艺实践条件的重要因素。文学作为关注人的存在和精神处境的领域，它无可避免地要同历史语境发生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语境是处在变动之中的，而文学的性质却不会因这种变化而变化。平实地说，曹雪芹、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时代距今已经十分遥远，他们之所以还会为我们所接受并且热爱，就是因为他们的创作是文学性质的创作，他们不因历史语境的变化而影响他们的文学价值。或者说，他们的创作既体现了历史进步的总体要求，又以文学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人的命运、精神的持久关怀。 但是，近20年改革小说被童庆炳先生概括出的三种范式，有的因其受历史语境的更多影响，而削弱了他们对文学性质的理解。《乔厂长上任记》发表于1979年，被认为是开“改革文学”风气之先的作品。改革是那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历史精神，但因作家对改革进程简单化的想象，以及时代环境对接受对象的召唤，乔光朴作为一个新时代的英雄而家喻户晓，并不是因为他的文学性。当改革的复杂性日渐凸现出来后，“改革英雄”的有限性也随之而来。乔光朴作为那个时代的人物，今天对他的评价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鲁班的子孙》的重要，是将改革题材的小说从上层的路线斗争，置换为民间的生活场景。老木匠黄志亮并非是以“反现代”的现代性批判黄秀川的金钱观，而是以普通人的世道良心对改革在民间形成的新的价值观的批判。黄志亮多少有些怀旧的情绪以及对天下最金贵东西的肯定，就构成了对“现代”的批判和质疑。在王润滋那里，他不同意改革以世道人心作为代价，作为文学家的这一精神价值是理应受到维护和肯定的。他没有因当时改革的历史语境去肯定黄秀川“能赚钱就行”的时尚。但是，在“新现实主义”小说那里，在《分享艰难》《大厂》《大雪无乡》《年关》等作品中，他们对当下语境的肯定，对改革代价合理性的表达，都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些小说中，作家对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腐败分子如此猖獗，没有作出任何批判或揭示，而恰恰是要通过这些腐败分子去衬托企业、乡镇领导者的艰难和屈辱。这种变体的颂歌，我们实在太熟悉了。因此，这些小说除了受到那些试图将其迅速主流化的批评家的推崇之外，许多批评家对其表示了必要的批判或沉默是在意料之中的。 但也就在不久前，我读到了刘润为的《历史与人文之辩》一文。这篇文章在否定童庆炳先生的基本观点的同时，也全面肯定了“新现实主义”小说，并将其视为是“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健康力量和正确方面”，它们是“中国小说改革的先声”。后者除了表达刘润为先生对中国当代小说的发展状况所知甚少之外，什么也不能说明。而对于前者，我更关心的不是刘润为先生的肯定性判断，我关心的是他的论证方法和对文学的基本理解。在刘润为看来，“新现实主义”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把作家的人文关怀重新投向人民群众这个创造社会历史的主体。为中国的百姓说话，为人民群众写作，是他们的共同创作目标；真实地表现人民群众的生命处境和命运沉浮，是他们的共同创作基调；以人民群众的是非、悲欢为是非、悲欢，是他们的共同尺度。”也就是说，“新现实主义”创作的目标，基调和尺度，都是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这里的问题是：第一，文学创作或人文关怀，究竟应该是个体本位还是国家集体本位？关怀的究竟是具体的人还是抽象的人？这些问题是早在80年代初期人道主义的讨论中已经澄清的问题，就像陆贵山先生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问题一样，在今天重新提出，绝不是偶然的，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思想潜流并没有死亡，它总要借助时机阐发其合理性。第二，人民群众作为一个政治学的复数概念，它仿佛永远拥有不证自明的合法性。在20世纪的历史叙事中它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历史的改写者或参与者总是要以大众的名义发言，这个复数概念的神性地位赋予了代言者以合法性，“人民群众”成了他们主观动因不战自胜的坚实依托，谁占有了这个“复数”，谁就占有了历史的制高点。因此，对“人民群众”的理论膜拜，是20世纪思想界最大的时尚，也是民粹主义在今天批评界的遗风流韵。在民众动员的时代，作为一个政治学的复数概念所蕴含的具体内容还是可以想象的，他们是一群朴实、正直、憨厚或古风犹存的民众，他们是王贵和李香香，是白毛女和杨白劳，是小二黑和刘巧儿，他们以健康朗健、英姿勃发的新形象造就了新的文学史实，对大众的深切呼唤也由想象变成了文学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