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教育理论研究的刊物多了，文章也多了，但真正一针见血，有观点、有思想的文章还不常见。以我人微，作此大说，似颇不当，但确也不唯我一人有此感慨。最近，欣喜地读了雷鸣强同志发表在《教育理论与实践》1995年第3期《对教育理论研究功效低下的反思》一文（下称雷文）。是篇好文章。雷文从逻辑上说，并没有对“功效低下”作严格的逻辑分析，也没有从本质层次作深入挖掘，故并非是一篇十分严密的文章，但该文提出的一些命题却颇多见地，引人思考。雷文的有些观点颇为“激进”，贵刊能给予支持发表，显示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以及力求推进教育科学研究的历史使命感，实乃学界幸事。本文就雷文所提及的教育理论研究反思另作些探讨，求教于雷鸣强同志及各位专家，并期得到更多的人对“反思”予以回应。 一、反思的实质：教育理论研究的一种文化自觉 其实，象雷文这样对教育理论研究本身进行思考的文章已经不少，雷文末注所列，都可归入这一类。问题是：这种思考意味着什么？弄清这个问题对我们十分有用，我认为这是一种文化的自觉。 这里所谓反思，即教育理论研究的自我认识，它又是如何与“文化”联系起来的呢？这必从文化的概念说起。什么是文化？实在是一个人言言殊的问题。为不使旁涉过多，这里作简要概括。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文化即是“人化”，是人类的确证和表征，在“人化”这一“共相”下，又具有纷繁复杂的“文化像”。“像”与“共相”之间是全息相关的。文化之所以“有众多概念，各说纷呈，乃因人类认识的深度，人们选用研究目的所致。教育理论研究自然也是一种“文化像”。因此，教育理论研究的自我认识即是文化的自我认识，这就是文化自觉。自历史发展来看，自亚里斯多德提出“认识你自己”的命题以来，人类一直在探讨人是什么这一人类最根本性的命题。人是什么？也即文化是什么？人类在这种自觉当中不断提升，文化在这一自觉中不断丰实，教育理论研究也需要在这自我认识中求得进步。 提出教育理论研究反思是一种文化自觉，意义在于：其一，反思教育理论研究，是另一层次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这有利于我们把握反思教育理论研究的实质，有利于我们在反思过程中避免就事论事的简单化做法，而是从更深刻的层次上对待它。具体来说，任何学科都有一个由自在阶段向自为阶段的发展过程，教育学也一样。“反思”正是为推进教育学由自在阶段向自为阶段发展的动力。实质来说，对教育理论研究的反思，可以看作对人的自觉反思的时代主旋律的一个折射。对人的自觉反思可以追溯的是拨乱反正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结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表面看来，这个结论只是人们对实践力量的理论确认，然而它隐含着更深刻的意义：由于实践历史的力量说到底不过是它的主体即人的力量的印证，所以恢复人的实践的权威正是实践的人的力量的印证，主体思想的解放正是思想主体的觉醒。几年来，人们是力图在各方面以各种形式认识自己和确立自己。经济领域的责任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运行，政治领域的民主化以及各项法律的完备化，都表现了人的作为历史主体的首创精神，作为实践主体的能动性，作为完整的人的潜力与价值。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领域、社会意识领域，以及科学理论研究领域都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们对以往认识的再认识（反思）构成了我们这一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教育理论研究的反思正是这一精神的体现。其二，反思教育理论研究是教育理论及理论研究发展的必要前提。正如上面所描述的，一个时期的文化形态是由一个共通的无意识结构造成的，体现着文化的内在一致性。这一内在一致性制约着某一时期文化的实际存在和基本范畴，也决定着解决问题的可能方案和思路。作为文化一个表现层次的教育理论也是如此。科学的认识过程是一个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科学理论的发展与这过程相伴发展着。如果我们把眼光局限在现有的教育理论范围内，或已有的教育理论研究的既定看法上，而不是对教育理论、教育理论研究进行自觉反思，那么我们就难以提出问题、难以发现新问题。视角转换不了，理论缘何发展。因此，反思有助于我们对已有成果作恰当深刻认识，在改变原有理论框架下的思维方式基础上，谋求教育理论的更大发展。 二、反思的一种把持：教育理论研究的文化学视野 上文已及，教育理论研究反思，最根本的含义，不是就反思而反思，也非对现状作一现象的揭示，而旨在寻求教育理论研究的新视角，不仅要指出问题的所在，而且要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它直接指向这样一些问题：应如何进行教育理论研究？现有的教育理论及其成果应作何评价？我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当取文化学的视野。 这里的文化学意不在雷文所指出的那个层次，而有更深广的含义。严春友、严春宝两位同志在1991年依据宇宙全息论这一宇宙间的普遍规3律研究文化学，构建了一个文化学的理论体系，称《文化全息论》（山东人民出版社）。这是一项极具开创性的成果，可惜没引起重视，教育理论者更是知者寥寥。我十分欣赏是书作者后记里说的那句话：“我们坚信这本书是不会默默无闻的”。教育理论界虽然也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中汲取“营养”，提出了“教育与文化”的命题并加研究。出版了这方面的专著如刁培萼主编的《教育文化学》，肖川的《教育与文化》等，发表了许多这方面的论文，但在我看来，对文化与教育关系的探讨还是相当不系统，不深入的。甚至有的论文只是用“文化”作为一个新名词来表述教育学理论的已有成果，“新瓶装旧酒”。或者不加分析、转化文化学的规律与教育理论搞“一一对应”，这倒正应合了雷文所指出的一种情形：“基础理论泛化”，“其所谓的教育基本理论只不过是其他学科理论的直接延伸和移植而已”。 文化学究竟是什么？《文化信息论》认为：从最一般意义上来说，文化学所探讨的是人类的全部活动及其得失的规律，具体说，整体上涉及三个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文化学涉及到这三个方面有其独特的视角，人们对这三个关系的认识、活动都属于文化本体的范畴，很少有人以人类这三个关系的认识、活动进行再认识，而这种再认识便是文化学的任务，文化学研究人类对这三者的态度。因此，文化学与其他学科相比，是对一切科学的整体性元研究，而其他学科都是文化本体活动研究。与哲学相比较，文化学是哲学之子，但文化学一旦分化出来，也把哲学作为一个文化元素来对待。 我认为教育理论研究（或作为研究成果的教育理论）的文化学视角，不是把文化学的原理直接引用过来，更不是文化学本身，而指谓教育理论研究的文化取向。那么，教育理论研究的文化学视野有没有合理性？其具体内涵是什么？ 关于“合理性”，我认为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得到求证。第一，教育可以在与文化的双向关系中求得重新认识。全息律认为，文化是一个全息系统，教育是文化系统的子系统，教育这一文化系统的子系统或系统元素和文化系统里的其它系统元素包含有文化系统的全部信息，它们之间是全息关联的。因此，一方面，研究教育实质上也是研究教育所在的文化。另一方面，教育研究必受到文化规律的指导，而教育具有的高度特化不同于文化本身及文化的其他具体侧面。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教育研究的文化取向成为必要。第二，教育研究的文化取向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李泽厚先生在《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到成为根本指导思想受到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影响，如过多地强调其阶级斗争学说等，我们现在的正确态度应重新回归真正的唯物史观。如何回归？就哲学层次说，历史唯物论即主体性的实践哲学，或称人类学本体论。它应包含工艺社会结构（人类学主体性的客观方面）和文化心理结构（人类学主体性的主观方面）这样两个方面，提出文化心理结构作为主体性实践哲学的一个方面，具有其重要意义的，它要求总结过去，认识自我（民族、社会、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