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是国民党施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总体而言，国民政府制订和推行的一些适应抗战和大后方建设需要的有效的教育改革政策和措施，促使教育在抗战期间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同时为适应政治上强化独裁体制的需要，国民党加强了对中等以上学校的政治统治，积极推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政治教育政策，从而减弱了教育成就的光辉。 一、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政策 “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京、沪一带相继沦于敌手。寇骑至处，任意肆虐，尤其对我国学校及学术文化机关，极尽摧残破坏之能事，造成各地机关学校“能将图书仪器设备择要移运内地者，仅属少数，其余大都随校舍毁于炮火，损失之重，实难数计”①。有鉴于此，国民政府首先订颁了《战区内学校处理办法》、《各级学校处理校务临时办法》等法令，规定战区各学校“于战事发生或逼近时，量予迁移，其方式得以各校为单位或混合各校各年级学生统筹支配暂行归并或暂行附设于他校”，“暂行停闭之学校，应发给学生借读证书，证明学生姓名、性别、年龄、籍贯、科别、年级等项，以便学生自由择校借读”②等等，以布置战区学校的内迁和学生借读等应急事项。1937年8月27日，国民政府正式制颁了《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要求各级学校“务力持镇静，以就地维持课务为原则”，“各级学校之训练，应力求切合国防需要，但课程之变更，仍须遵照部定范围”，各级学校教职员暨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得就其本地成立战时后方服务团体，但须严格遵照部定办法，不得以任何名义妨害学校之秩序”。③这一纲领成为战争迫近时各级学校紧急处理的基准。 其后，随着战争的失利和战区的日益扩大，我国文化教育较发达的沿海沿江之地，受敌人蹂躏亦愈烈。“专科以上学校既纷纷迁移后方，中等学校亦多择地迁避，小学校则维持于敌人到达之前数小时，教员方携教具避难偏僻乡村。此种播迁流徙情形，遂使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历年在教育上所建立之基础，损毁过半”④。为了紧急应变，1938年3-4月，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制颁了《抗战建国纲领》，其中有关教育的四条提出：“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于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之研究与扩充其设备”；“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与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战区及农村”；“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加抗战力量”。⑤上述规定，成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教育政策的总纲，它定下了教育在战时的应有任务，申述了今后教育设施的基准。 为了实现这一纲领，国民政府还据此制订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规定了抗战期间发展教育的具体政策。“纲要”明确规定了发展教育的九大方针和十七要点。九大方针为：（一）三育并进；（二）文武合一；（三）农村需要与工业需要并重；（四）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一贯；（五）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联系；（六）对于吾国文化固有精粹所寄之文学哲艺；以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发扬，以立民族之自信；（七）对于自然科学，依据需要，迎头赶上，以应国防与生产之急需；（八）对于社会科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对其原则整理，对于制度应谋创造，以求一切适合于国情；（九）对于各级学校教育，力求目标之明显，并谋各地平均之发展，对于义务教育，依照原定期限以达普及，对于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力求有计划之实施。⑥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还在《战时教育方针》一书中，更详加诠释，指出此为抗战教育不易的准绳。⑦这九条内容，实系一方面将战时需要的抗战宣传与跟抗战有关的技术训练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则是从教育政策本身出发，企图确立其发展方向。每条内容背后均包含有国民党统制的特色和对战时的体认。为了实施这九大方针，“纲要”还规定了几个实施要点，重要的有： （一）对现行学制大体仍维现状，唯遇拘泥摸袭他国制度过于划一而不易施行者，应酌量变通，或与以弹性之规定； （二）对于全国各地各级学校之迁移与设置，应有通盘计划，务与政治经济实施方针相呼应； （三）对师资之训练，应特别重视，而亟谋实施； （六）计定各级学校训育标准，并切实实行导师制； （八）对于管理应采严格主义，尤注意于中学阶段之严格管理； （十二）全国最高学术审议机关应即设立，以提高学术标准； （十六）确定社会教育制度，并迅速完成其机构，充分利用一切现有之组织与工具，务期于五年内普及识字教育，肃清文盲，并普及适应于建国需要之基础训练。⑧ 上述政策遂成为抗战8年中教育部所颁布的各项教育法令、法规和条例的基本依据。从这些方针政策中，我们不难窥见抗战期间国统区的教育和科研具有两个显明的特色：一是战时特色；一是国民党政府统制的特色。国民政府一方面为适应长期抗战的需要，在教育制度和课程方面作了些变更并采取了一些应急性举措，以适合于抗战建国的总目标；另一方面强调要加强对各级学校和各类学生的政治控制和思想管理，并规定一切都必须在国民党统制之下进行，以培养国民党所需的政治人才和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