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和道教对中国教育的正面效应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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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论坛:文史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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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1995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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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学术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的关系,多看重儒家的作用,忽视佛、道两教的作用。这种看法有片面性。它不能全面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的关系,不能深刻地认识中国教育的根柢。鲁迅先生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①任继愈先生也说:“我们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整体来看,佛道两教与儒家传统文化同样重要……佛教、道教的影响,其深远程度当不在儒家经史四部之下。”②因此,要揭示中国教育的源和流,就决不能忽视道家和道教。道家和道教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有的是正面影响,有的是负面影响,下面着重就道家与道教对中国教育的正面效应作些探讨。

      一、道家和道教从“道”这一范畴和“天人一体”的思想出发,对中医药学和养生学等进行了许多研究,丰富了科学教育的内容。

      道教常用“道”和“气”来论证中医学原理。产生于东汉的道教其宗旨是长生不老,得道成仙。道士们在修炼内、外丹的过程中,积累了医学、药物学、养生学、化学、冶金等方面的许多知识,对中国古代科技文明作出了贡献。最突出的是道教对中医药学和养生学的贡献。道家学说与中医学原理有许多联系,略述几点:一是“气”与人的生理运动。道教典籍引入阴阳五行之说,用阴阳之气来解释“道”并说明人的生理变化。《太平经》中说:“道无奇辞,一阴一阳为其用也。”阴阳中和论是道教的重要理论,它认为阴阳运行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的生理运动。“人与物类,皆禀一元之气而成”(《元气论》),“本于阴阳之气,气转为精,精转为神,神转为明”(《太平经圣君秘旨》)。二是精、气、神与气功导引。道教从形神合一,形神不离观点出发提出精气神问题。《规中指南》中说:“采药者,采身中之药也,身中之药者,神、炁、精也。”张景岳在《类经》中说:“人生之本,精与气耳。精能生气,气亦生精,气聚精盈则神旺,气散精衰则神去。”③内丹学谈的练功锻炼其主要目的就在于调养精气神。道教就用精气神理论探讨了气功的原理机制,促进了人体生理学的发展。三是“自然无为”与养生学。道教用老庄“自然无为”、清静寡欲的观点来研究养生学,把“啬神”作为养生之首,要求养生先养性。在他们看来不纵欲,保持情绪安定、乐观,就可长寿。《太平经》中说:“养生之道,安身养气,不欲喜怒也。人无忧,故自寿也”其实说的就是心理与生理的关系,是心理卫生问题。四是认为天人一体,人的起居饮食要同自然季节的变化相适应。陶宏景在《养性延命录》中提出在春夏秋冬不同季节中的饮食宜忌。道教对中医药学的研究是在修炼内、外丹的过程中进行的。外丹术最后被人们所抛弃,但它却是近代实验化学的前身。内丹术较多地探讨了生命的物质基础和气功锻炼中的心理、生理变化。除此以外道教还研究了内观、胎息、存息、守一、扼气、行气、导引、辟谷、按摩、房中术等等。

      道家和道教文化对我国古代的教育内容有较大的影响。唐宋的许多统治者都大力提倡对道书的研究,规定贡举人需兼通道经,把《老子》、《庄子》定为“真经”,作为科举考试内容之一。唐朝还设崇玄学和玄学博士。明朝朱元璋还颁布御制《道德经》。从唐宋开始各代的中央官学都设医学科。如唐朝医学设四个专业:医学、鍼(针)学、按摩学、咒禁学。相传唐太宗和唐高宗几次请名医孙思邈(道士)出任为官,他辞而不就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方》是历代医家必读的典籍。葛洪(道士)的《肘后备急方》和陶宏景(道士)的《养性延命录》都是中国古代中医学和养生学的重要著作。道教文化不但影响了我国古代的教育内容,而且对于研究现代气功学和卫生保健理论,丰富现代中医药教育的教学内容都有它的价值。研究气功和气功史必须研究道教全集——《道藏》。道教武术在中华武术中独树一帜,它是体育院校武术科必须研究的。医科院校和《老年大学》研究养生学,普通学校对青少年进行心理健康知识教育也可借鉴道教文化遗产中的有关材料。

      二、道家主张自然无为,尊重个性,影响了我国古代学校教育的教育目的和美育思想。

      老庄的教育思想同其哲学观是相联系的。老子的教育目的观来自于“道”,把认识、追求、实现“道”作为教育活动的总目标。老子的“道”有两个重要的规定性:一个是柔弱,一个是无为。《老子》中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人的行为取法于天地,天地的运行取法于大道,大道则纯任自然。“自然”的特性就是无为,“道”的最本质特征就是“无为”。这里的“无为”包含着无事、无欲、不干预等的涵义。

      魏晋玄学又称新道家是从“道”出发来研究人的本质和教育的本质。他们强调自然主义,主张教育是循道、执道,应充分发展人的自然性。向秀、郭象这样解释“自然无为”;“无为者,非拱默之谓也,直各任其自为”(《庄子·在宥》注)。玄学家认为:“自行”、“自为”符合自然之道。王弼认为,教育应“顺自然而行,不造不施”,主张“不以形制物”。阮籍、嵇康进一步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两汉儒学倡导“尊名教”,用仁义、礼制规范来压制人的个性发展,而玄学主张“任自然”,不要人为地去“造”“设”“施”,即是在培养目标上提倡个性发展,肯定受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性。教育目的观的这一变化导致魏晋教育内容崇尚“三玄”(“老”“庄”“列”),使儒家经典的教育内容受到一定冲击。这一状况还波及隋唐。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虽然是儒家“学而优则士”的教育目的观占主导地位,但魏晋玄学的顺任自然,尊重个性的教育目的观仍不失为光彩夺目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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