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1995-03-10 提要 本文重点论述造成我国社会公德不良现状的历史的、社会的和思想的原因，并提出了加强社会公德建设，搞好社会公德培养教育的5点建议。 关键词 公共道德 社会文明 精神文明建设 道德修养 随着经济、科学、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人类正欲以崭新的面貌跨入21世纪。我国人民迎来了改革开放、鼎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盛时期，卫星上天、南极考察、经济腾飞、体育中兴……然而，在物质文明昌而盛之的同时，我们又不能不提出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社会公德的培养和教育的问题。 一 社会公德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应当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一个客观标志。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社会公德便伴随人类走过漫长历史进程。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在社会公德上也在前进和完善，从而适应生产发展的要求。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和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不断更新。生产力推动着生产关系由量变到质变，由此带动包括道德在内的整个庞大的社会上层建筑发生变化，使社会形态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更迭。然而生产力仍发展与人的发展互为前提。人不仅是生产的主体，而且是政治主体、文化主体、道德主体。公德作为道德的一种基本类型，有其独特性。而其特殊之点在于公德具有着恒广性。任何昌盛发达之邦，所有文明繁荣之国，无不将社会公德培养教育崇尚遵行放在治世重要位置。列宁曾经指出：社会公德是“数百年来人们就知道的，数千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见《列宁选集》第三卷P247）。物质文明愈发达，道德水准就应愈高，社会公德崇尚就愈盛。小而言之，人与人，人与社会在处理日常生活关系时，要遵守共同生活准则，这样才会使人在社会上正常工作生活。早在原始社会末期，我国就已有了“以父为义，以母为慈，以兄为友，以弟为恭，以子为孝”的较为系统的伦常道德。至于日臻完备的道德体系，全于孔孟：孔子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之语；孟子有“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之言；清代思想家颜元曾有“国尚礼则国昌，家尚礼则家大，身尚礼则身修，心尚礼则心泰”的话。外国思想家如古希腊以来的赫拉克里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也有过道德阐述。苏格拉底曾有“知识就是美德”的道德箴言。由是观之，社会公德是人类在长期社会公共生活中所形成的，保证社会正常秩序的，人们必须共同遵守的最起码、最简单的道德准则。它不是一定阶级特有的行为规范。它不但有广泛的社会性，而且具有国际性。试想自古至今，从中到西，文明礼貌，尊老爱幼，讲卫生，睦邻居，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公共财物，无不立为金科玉律，被世人共同遵行。社会公德乃道德之核、道德之基、美德之本，渗透于人类社会的诸层次。“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此道德之根本，才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可有人的发展与生产发展的共同辉煌。纵观我国文明史，昔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美好景观；横觑欧亚诸国，今有西方文明，日韩中兴，经济腾飞，文明发达的美好现实。然则无不以修德养德，恪守公德，遵行公德作为治世基础、为生产发展的促进和保障。公德的建设、培养、教化也是社会进步人类文明的一个显著标志。英、德等国不吝惜在社会公德教育上投巨资，使本国公德建设达到相当高水平。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崇尚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注意培养国民公德意识。新加坡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德教育，并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双管齐下，以强化国民公德感，达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资料表明，新加坡等国的做法使得国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道德状况良好，犯罪率下降，社会安定，精神面貌好。新加坡已成为一个富饶、文明、礼貌的国度。还有如瑞典、挪威、奥地利等国，也被公认为文明国家。 古人有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古代，人尚且能如此，可是何以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的有着古老文明的中国，却出现了物质文明日益发达情况下的社会公德“礼崩乐坏”的现状呢？ 二 造成我国社会公德不良现状的原因有诸多方面，其中有历史的、社会的，还有来自思想的。 1.历史上盲目地“破旧”，造成了使宝贵的文化遗产惨遭涂炭和摧残甚至毁灭的厄运。马克思主义认为，一旦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之时，生产力就会冲破桎梏，带来变革。在变革中，旧有的生产关系被打破，随之而来的就是上层建筑的变革，以适应生产关系变革的需要。道德应属上层建筑范畴，社会公德这一内容具有一定的惯性，在变革中应保存下来为新的生产关系、基础所用。但是由于历史上种种原因，使得应保留的内容和应解除的内容一道统统被抛弃、被砸烂。致使宝贵的、合理的成份，优秀的文化遗产被破坏。更多的是精神财富被抛却，如泼洗澡水，连同婴儿一起泼掉。砸烂“孔家店”，一概否定儒家思想，使可资师法的精华全部否定。孔子提倡的许多公德观念原本是合理的，现成的都被撇至一边，或大加挞伐，带来认识上的盲从。 2.浩劫式的冰期——“文化大革命”——过后思想道德大陆的沉降带——文化、道德的裂谷，已然横亘在行将跨入21世纪的国人的面前。“文革”造成的空前灾难、思想混乱、文化断裂，伦理道德在劫难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壕堑式关系之上已然构筑的通衢拦腰被斩断，形成民族伦常的不相沟通、难以逾越的断桥。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相应发展，社会公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必然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这一过程的辩证性在于通过善恶斗争表现为曲折式，螺旋式的上升、否定的过程。而否定是辩证的否定，并非抛弃，而是扬弃。新旧公德之间有着继承的关系，表现出历史发展的一贯性，成为人类社会公德统一发展链条中的相联结的环节。人类社会公德是对它以前优秀道德遗产继承的产物。如对封建的“孝”的规范，我们不能进行简单的否定，而要具体分析。 3.一些人头脑中残存着错误观念，认为我国目前的主要任务既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别的就可以放弃了。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其他工作上不去，或者下坡也无妨。基于这种将经济建设与思想、文化、道德建设相对立的思想，形成整个社会较普遍的“悖谬”，势必出现恶性循环式的阵痛，甚或出现改革的道德代价、文化代价。此悖谬夸而大之，则是：要发展生产，就必须牺牲公德，就必须牺牲良心，就必须牺牲文化。而要保持公德水平、良心标准，文化结构，就不能进行改革了。于是一是精力光用于赚钱，全力以赴创造利润，举国经商，根本不顾及其余；二是公德等意识形态领域少有问津、倡导不利、不予投资。这悖谬并非今人发明，早在战国时就“有机事必有机心”、“功利机巧必忘夫人之心”的论断，以此“证明”社会发展必然带来道德的堕落，从而拒绝使用先进机械。18世纪西方思想家也曾哀叹“人的道德水平，随着技术的进步反而有所降低”。其实这悖谬割裂了改革与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辩证关系，甚至将改革与其对立起来，我们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改革就其广义而言是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全方位，多层次的综合体，而发展生产力则是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或曰狭义的改革。谈改革，决不能将发展生产力与其他方位的建设和发展相对立。发展生产与道德完善，是有联系的，是互为前提的，而又相矛盾的。然而，改革的结果不是必然道德沦丧，反之改革的结果也不会使道德水平自然而然得以提高。生产发展可推动人类道德趋向完善，而生产发展也会促使某些人某种道德观念淡漠。消除这种改革与道德的“悖谬”仅从提高生产力方面进行孤军奋战、单方位出击是难以达到目的的。首先，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力所表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道德所表现的则是人与人的价值关系，是人类认识、支配和改造自己的能力。所以二者虽相互联系，但又不可划等号。如前所述，物质财富的增加，不一定必然带来道德进步，借改革之机，乘人之危，坑蒙拐骗，丧尽天良之种种现象虽然不能说就是改革的必然产物，但起码证明了改革不会自动带来道德繁荣。其次，改革推动了生产发展，但是由于除旧布新之间的时间差，以及人们社会心理、风俗习惯的情况之顽固，生产发展也不能自发推出新的标准。改革与道德循着各自轨迹发展，不采取措施促进道德的进步，使其跟上改革步伐，适应改革需要，就会人为地加剧改革与道德的距离，使“悖谬”加深。另外，改革与道德的相互影响并非径直的、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要通过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才能发挥作用，没有这些中间环节，或中间环节出了偏差，就会造成人为的道德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