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不但是一位著名的道德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道德教育家，其道德教育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今天，对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进行一番客观的分析与评估，对我们如何从事道德教育或许不无启发意义。 一 培养一种理想的人格，是朱熹从事道德教育的基本目的。朱熹所设计的最高层次的理想人格是所谓“圣人”人格，这是一种理想的道德人格，他达到了“仁”的道境界，，具备了“仁”的道德品质。“仁”的含义是“爱”，如朱熹所谓“爱亲仁民爱物，无非仁也”①，“ 仁只是个爱底道理”②，“不可离了爱去说仁”，③，“仁之爱，如糖之甜，醋之酸，爱是那滋味”④等等。这种“爱”是对他人、对万物的无私之爱，是一种“廓然大公”⑤的境界，所以朱熹又常常把“仁”与“公”相提并伦，如他所说：“仁是爱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则仁，仁则爱”⑥，“公了方能仁，私便不能仁”⑦，“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⑧朱熹又说：“惟无私欲而后仁始见”⑨“有一毫私欲便不是仁”⑩，“才公，仁便在此”（11)。这就是说，要想达到“仁”的境界，就必须请除私欲，因为“仁”的境界就是一种大公无私的境界，一个真正做到大公无私的人也就是一个真正的“圣人”了。 朱熹认为，“存天理，灭人欲”乃是实现“圣人”人格的基本手段。所谓“天理”，实是指仁、义、礼、智（照朱熹的说法，“仁”包“义”、“礼”、“智”等）而言，朱熹把它们提到“天理”的高度，视为宇宙的本体和普遍规律，目的是为了说明封建道德的神圣性、普遍性、至上性和绝对性等等。照朱熹的说法，“理”、“气”结合派生万物（包括人），人之初生，既禀受了“理”、又禀受了“气”，“理”之在人则为人之“天命之性”，“天命之性”作为人之本性，它是纯然至善的。禀理为性说只是证明了人具有先天善的品质，但并未证明恶的品质产生的根源。朱熹认为恶的品质同样有先天的根据，这就是气质（气禀）。在人禀受的气质中，有清浊偏正等不同，所禀气质的昏浊偏塞是人的恶的品质产生的根源，因为它造成了对本性的隔蔽，从而使人的善的品质不能充分表现出来。朱熹又说：“‘人生而静’是未发时，‘以上’即人物未生时，不可谓性，才谓之性便是人生以后，此理堕在形气之中，不全是性之本体矣。然其本体又未尝外此，要人即此而见得其不杂于此者耳。”这是说，理禀受到一定形气之后才成为性，而理一且进入形气体质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气质的“污染”，因此朱熹认为，一切现实的人性已“不全是性之本体”（性的本然状态）了。这个受到气质污染、并对每个人直接发生作用的现实人性就是“气质之性”，它反映出的既有理的作用，也有气的的作用，是道德理性与感性欲求的交错综合，故朱熹谓：“论天地之性则是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是理与气杂而言之。”（12)天命之性是气质之性的本然状态，气质之性则是天命之性受气质熏染发生的转化形态。每个人的天命之性是相同的。而因人的气质不同，所以人与人的气质之性是不同的。气质之性的本体状态是天命之性，故纯然至善；而气质之性的现实状态则有善有恶（此说采自陈来《宋明理学》一书。）因此，朱熹又提出了“变化气质”的主张，他认为，通过后天的道德修养工夫，把“气质之性”中恶的杂质（人欲）清除掉，气质之性的本然状态──天命之性就能完全显现出来了（即所谓“复其性”），由此也就达到了至善的道德境界，实现了最高的理想人格，“变化气质”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朱熹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14)“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15)这就是说，灭除人欲，就能存得天理。因此，灭人欲与存天理就成为道德教育、道德修养过程中的互相制约的两个方面，其中一方的削弱也就着另一方的增强。如朱熹所云：“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复得这一分天理来；克得那二分欲去，便复行这二分理来。”（14)朱熹很重“克已”工夫，谓由此即可达到灭除人欲的目的：“大率克已夫，是自著力做底事；与他人殊不相干，紧紧闭门，自就身上细体认，觉得方有私意便克去。” 又说：“克已复礼，私欲尽去，便纯是温和冲粹之气，乃天地生物之心。其余人所以未仁者，只是心中未有此所象。”（15) 总之，所谓“变化气质”、“克已复礼”“以及存天理，灭人欲”等等，皆是成就理想人格的手段，它们起的作用是相同的，即压抑或克除个体生命的感性欲念，牢固树立起道德理性的主宰地位，这是朱熹反复强调的观点。有人曾指出是理学乃“希圣之学”，确有一定道理。成就理想的道德人格——“圣人”人格，确是理学家共同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朱熹从事道德教育的最高目的。 二 朱熹在长期从事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总结了几条重要的道德教育原则，即知行结合的原则、引导与防禁结合的原则以及循序渐进的原则等。下面分而述之： 第一、知行结合的原则。“知”、“行”问题也就是理论与实践的问题。“知”指道德知识或道德认识，“行”指道德实践，知行结合是朱熹的一贯主张，在道德教育过程中他也很注意向学生灌输这种主张。他说：“大抵学问只有两途，致知力行而已。”（18)“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废，……但只要分先后轻重，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20)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21)朱熹讲知先行后，是要求人们首先了解道德知识，掌握道德原则，弄清什么样的的行为是道德的行为，什么样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行为，然后按一定的道德规范云做。否则，人的道德实践就是一种缺乏理论指导的盲目行为。在知行孰为轻重的问题上，朱熹更强调行的重要性，把行作为提高道德修养的重要手段。总之，不管是“知先行后”说还是“知轻行重”说，都肯定了知行结合即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问题，这是朱熹在进行道德教育时所一再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 第二，引导与防禁结合的原则。朱熹认为，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应注意正面引导，通过说服教育以提高基道德自觉性，不能片面强调法度防禁的作用。他说；“苟知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工具，岂待他人没之而后有所持循哉？（《白鹿洞书院教条》）如果只是生硬地用规章制度去压制，学生的自觉性不提高，那么即使规章制度再严密也是防不胜防，他说：“尝谓学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夫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而区区于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犹决湍之水注千仞之壑而徐翳萧苇以捍其冲流也，亦必不胜矣。”（《同安县渝诸职事》）当然，朱熹主张以积极引导为主，也并不是不要规章制度。他指出：“学者须先置身于法度规矩之中，使持于此者足以胜乎彼，则自然有进步处。”（《咎潘叔昌》）朱熹亲手制度的《童蒙须知》和《训蒙斋规》，详细似定的各项道德规范和法度就多达数十条。他说：“若能遵守不违，自不失为廑愿之士，必又能读圣贤之书，恢大此心，进德修业，入于大贤君之域。”（《童蒙须知》）可见，朱熹在道德教育中坚持也引导和防禁相结合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