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从“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基本路线”等方面，来探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教育哲学的影响和意义。 一、“发展生产力”主要地决定着我国教育的本质。发展生产力。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及其本质的再认识中，最富有创见而在理论上实现重大突破之所在。1986年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2页）。到了1992年他在南方视察时，对这个问题讲得更为透彻。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总之，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着重强调的是发展生产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要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 我国教育界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讨论，开始得很早。传统的观点都认为，教育仅属于上层建筑。加之我国教育的政治化、伦理化的传统倾向十分浓厚，实践上导致不少错误。1978年后，人们对教育属于生产力。教育可以直接为生产力发展服务等问题，认识日益加入。问题讨论所触及的已相当广泛和深入。然而，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背景看，关于教育本质的问题，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进一步去考虑。 首先，是生产力的发展主要地决定着我国的教育本质，而教育对生产力发展的直接促进作用是巨大的。对此，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深认识。要进一步理解发展生产力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首要作用；理解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理解现代化的实现，关键在科技、基础在教育的含义；重视现代科学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 其次，我们无意否认教育的上层建筑性质及其在巩固社会经济基础方面的作用。问题在于要认真分析和吸取过去的历史教训，为什么我们曾经片面夸大上层建筑的作用，甚至导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为什么会把貌似“先进”而实际破坏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加以强化与维护。在教育领域甚至提出“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愚昧口号。这种教训，就在于它离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状态和客观要求，抽象地主观去坚持某种不适应生产力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因而违反了生产力最终决定作用的基本原理。这个沉痛教训，应该记取。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级”是改革和发展我国教育的出发点。1987 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两个月说过：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同上书，第252 页）。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改革和发展我国教育的规划、政策制定的实际出发点。 邓小平同志在1981年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的概念，但当时人们的认识还不深刻，也不完全一致。直到全国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年之后，即1978 年我们才能在理论上比较系统而深刻地论证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作出相应的路线结论。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它是以我国建设38年的迂回曲折和沉重代价换取的成果，它使我国的建设摆脱了浮华的幻想，回到了坚实的大地。其理论和实践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我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要以整个国情为背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实际出发，记取历史上“左”的错误的教训。在发展规模上，要看到我国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又处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穷国办大教育，历史欠账又多，经费困难自然会长期存在，不易形成良性循环。我们要吸取历史上多次不顾主客观条件而大起大落的严重教训，量力而行，抓好基础，坚持质量，多干实事，因地制宜，分别要求，增加投入，力争良性循环。在人材培养上要适应发展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客观要求，坚持政治与业务统一，注重提高民族素质，加强科学技术教育，重视培养经营管理人材，发展职业教育。在办学体制上，改革过去政府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认真弄清楚政府能够包什么，包多少，敢于突破旧的办学体制和形式，开拓新的体制和形式，解决教育问题的根本出路在改革，要让政府、企业、集体、私人、社会、家长一齐参与，共担责任，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办学积极性。总之，我们要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根据“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根据我国社会的具体发展、认真研究教育与经济、教育与财政、教育与政治、教育与科技、教育与文化等在未来的发展中相互制约、相互适应、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关系，大胆吸取外国现代教育中的一切积极成果，继承我国教育的优良传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体系而努力。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定着教育的体制改革。党的十四大决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种突破性发展，它是在邓小平同志长期倡导下取得的成果。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与外宾谈话时就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到了1985年更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同上书，第148页）这段话深刻地总结了我国多年建设的经验教训，给传统的计划经济作了否定的结论，并对于采用市场经济的原因、方法与及它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都说得很清楚了，到了1992年的南巡谈话，更是作了系统的总结和发挥。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同上书，第373页）。根据一些统计，从1979年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谈及这个问题者先后达十多次。他反复说明、说服、等待了十多年！几经起伏，终于为党的十四大所接受，把社会主义市经济体制的建立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