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已习惯于用“朴学”(或“实学”)指称清代的学术思潮,恰如用经学、佛学、理学、心学来指代汉、唐、宋、明各代的学术一样。与此相对应,某一人物也往往成为该种学术的集大成者,如朱熹与理学、王守仁与心学。如果乾嘉之风可标志清代的学术特征,那么戴震又似可当此时期的代表。乾嘉学派的共同特征是围绕古典文献实证(考订)的研究,戴震亦如此。但他又称毕生用力最甚在《孟子字义疏证》,该书恰恰又是作者企图突破考订(或更确切地说,是借用考订为手段)探求新的义理。时人和后代对此毁誉交并,而戴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亦由此奠定。本文拟将戴震的治学精神放到实学思潮发展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以分析其启蒙意义的独特性。 一 清初的实学思潮贯穿了治世救国的基本精神,这时期的思想家力主内与外、体与用、仁与功、义与利、德与才、文与武等的统一,认为唯有这样的理想人才是教育的真正目标。黄宗羲从注重功利的目的出发,产生了“工商皆本”的思想,唐甄主张性、才统一(见《潜书·性才》),王夫之根据时代需要重新解释经典,以水喻“智”,把智慧才能置于突出的地位(见《周易外传》卷一),颜元大声疾呼:“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某功”(《四书正误·大学》),颜元的弟子李塨则在《瘳志编》、《平书订》、《拟太平策》等书中提出缜密具体的方案,并提示仕学合一、文武合一、兵农合一、官吏合一、君师合一的理想人才模式。 这种内外、体用、义利、仁功、德才、文武合一的理想人才,也就是这时期思想家所向往的经世豪杰。按照黄宗羲的主张,教育应该培养出象诸葛亮、陆贽、范仲淹、文天祥、方考孺等这一类杰出的人才。颜元认为,这种人才应该是能力挽狂澜的:“今元与吾子力砥狂澜,宁粗而实,勿狂而虚”(见《习斋记余·漳南书院记》)。王夫之认为,应该具有刚健有为的特征:“纯乾之卦,内健外复,健纯而不已,象天之行。君子以此至刚不柔之道,自克己私,尽体天理,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王夫之:《周易外传·乾》)。 清初的实学教育思潮孕含着经世豪杰的理想人格论,这种新的教育价值观念也突破了宋明理学关于人性的陈旧说教。朱熹关于人性的观点是“存天理、灭人欲”,他说:“圣贤千言万误,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三)。又说:“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同上)。心学左派则倾向自然人性论,强调“任心之自然”,承认并发展人的欲望需求。清初思想家主张把天理和人欲统一起来,认为这也是理想人格的特征之一。王夫之曾攻击心学末流“人欲横流”,但他又承认欲的合理性,并强调二者的统一:“礼虽纯为天理之节文,而必寓于人欲以见。……故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离欲而别为理,其惟佛氏为然”(《读四书大全说》卷八)。“随处见人欲,即随处见天理”(同上)。“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同上书卷三)。“私欲之中,天理所寓”(同上书卷二十六)。王夫之特别强调欲望的适度满足,既反对佛、老的禁欲主义,亦不赞成白居易、苏轼、李贽等人的纵欲主义和浪漫主义。 尽管清初的实学教育思潮对理学的人性观和教育论有某种程度的批判,但由于治世救国的迫切需要,使这时期的教育思想家大多把教育的重点放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史和兵农技艺等方面,而对艺术教育普遍采取了轻视和排斥的态度。顾炎武主张禁毁一切“诱惑后生、伤败风化”的淫辞艳曲,建议用法令去禁止民间演戏唱曲。他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与人书二十五》,《亭林文集》卷四》)他自己则“一切诗赋铭颂赞诔序记文皆谓之巧言,而不以措笔”(《答友人论学书》,同上书卷六)。黄宗羲甚至主张“时人文集,古人非有师法,语录非有心得,奏议无裨实用,序事无补史学者,不许传刻。其时文、小说、词曲、应酬代笔,已刻者皆追板烧之”(《明夷待访录·学校》)。颜元提倡“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实绩”,认为“浮文是戒,实行是崇,使天下群知所向,则人才辈出,而天下太平矣”(《四存编·存治编·学校》);指斥“后世诗、文、字、画,乾坤四蛊也”(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李塨则称:“奇技艳货导淫俗,诗文字画蛊实学”(《年谱》卷二)。 清初实学思想家有感于明代士大夫醉心于诗赋,导致国虚民弱,故一致反对诗赋方面的教育内容。其中王夫之的态度稍异。他一方面说:“诗赋者无所利用于天下者,则策问之贤于诗赋,宜其远矣”(宋论·仁宗》);一面又说:“诗赋之视经义弗若也,而贤于策问多矣”(同上)。看似矛盾,实际是坚持了儒家乐教为政教服务的正统思想。他特别强调谈诗的道德价值,他自己就尽可能地从《诗经》中的每一篇寻找道德教训,并把《易》作为道德教科书来研究。他实质上主张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正确指导下,诗赋可以成为有价值的教育内容。这种对艺术教育的主张与他的“理欲统一”论有相通之处。 需要指出的是,清初实学思想家从救国治世的当务之急出发,反对诗、文方面的教育,而这时期清代统治者出于巩固自身统治的政治需要,特别禁止小说、戏曲等新兴的审美教育内容。两者的出发点虽有差异,但在反对和禁止审美艺术教育方面存在着共同性。从明代中叶开始,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市民意识日渐觉醒,关于个人欲望和享受的社会风气突出地反映在小说、戏剧等创作中,非常不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教化。有关明清两朝禁毁小说、戏曲的历史记载触目皆是,而清代尤甚。封建统治者之所以三令五申地严禁小说、戏曲等所谓“淫词艳曲”,正是为了“正人心、厚风谷”,以利于巩固封建统治。而且不难看到,清初教育思想家批评明代淫夸之风导致家破国亡,对清初统治者也确有警戒作用。在这方面,实学教育思潮与清朝统治者的文教政策恰好取得了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