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的西部大开发也考虑到了教育的重要性。然而，讨论的重点似乎大都集中在如何提高西部人民的教育水平，如何使他们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赶上东部和内地的发展水平。一个相对被忽略的议题是如何了解西部人民自己在教育方面的需求，他们所需要的“教育”到底是什么，这种“教育”与东部和内地的“教育”有何区别。西部本身也是一个十分复杂多样的地区，有不同的民族、地理环境、文化风俗、经济发展状况和教育水平。如何了解不同地区人民对“教育”的理解、定义和需要？我们（西边以外的人）如何知道自己对当地人的了解是准确的？如何确定这些“需要”对当地人来说确实是最迫切的？各级各类教育主管部门可以通过什么途径来满足这些需要？——这些问题是我们在筹划西部教育发展时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问题。 最近，我参与了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的设计和执行工作，担任中方咨询专家协调人和教师培训顾问。这个项目的宗旨是消除贫困，提高基础教育阶段各类学生（特别是贫困生、少数民族学生和女生）受教育的机会和公平性。项目有两项主要任务：1.在全省进行教师培训；2.在全省最贫困的临夏少数民族自治州中的4 个最贫困的县进行教育改善和改革。项目的核心是学校发展计划，所有接受援助的学校都要发动其校长、教师、家长和社区群众，对学校的近期和长期发展提出自己的规划。围绕学校发展计划，项目的其他活动都采取广泛参与的方式，让当地各类人员一起探讨在本地的教育发展中自己有什么需要，希望怎么做，可以怎么做。通过参与这个项目，我深切地体会到，如果我们（外来人）希望为西部人民的教育做任何一点事情，都需要认真倾听他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需要，让他们参与到对自己地区教育的设计和实施之中。只有通过全方位、全过程的参与式方法，我们才可能使他们真正意识到，发展西部教育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需要担负起改造自己家园这一既艰辛又伟大的任务。而参与式方法本身会提高他们承担责任的意识和勇气，增强他们从事教育工作的能力，为他们自己设计本地区教育的未来提供思维和行动的空间。 在中英项目中，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过程和结果同样重要”。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坚信，改革的思想有可能进入人们的大脑，也可能成为人们嘴边时髦的话语。但是，如果一个人要真正改变自己的行为，一定需要将观念渗透在自己的血肉之中，一定要在行为上进行反复的操练。多年的习惯（特别是那些我们“日用而不知”的习惯）通常会使我们变得麻木不仁，甚至无法感觉到自己是否有“毛病”，有什么“毛病”，“毛病”究竟出在哪里。举例说，如果我们对教师进行访谈，我们会看到几乎每一位教师都对下述语言非常熟悉，说起来也都显得头头是道：“教育要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意识；教育要注意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不能只是知识的灌输……”近年来教育行政部门的大力宣传和媒体的漫天炒作已经使这类语言成了大家时髦的口头禅。而如果我们走进课堂，对教师的教学进行现场观察，我们会发现，大多数教师的教学仍旧是以知识传授、课本学习、教师讲授为主，学生仍旧被当作知识的接受器、“人类精神财富的继承人”，缺乏自己在现今世界中生存和发展的主体地位。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存在呢？为什么这些教师们会如此“言行不一”呢？其中的原因很多，如中考和高考的压力、班级规模过大、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教师自身素质有局限等等。但我认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但又经常被人们所忽视（或忽略不谈）的原因是教师们缺乏改革的“原动力”。他们对目前的改革没有发自内心的需要和热望，不知道这种改革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到底有什么好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改革的需要。如果我们与他们交谈，会发现他们有很多苦衷、很多抱怨，也有很多憧憬和设想。但是，他们似乎看不到目前的改革对解决自己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有什么作用。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就是，他们改革的热情和积极性没有被充分地调动起来。 我国目前的教育改革大都是自上而下发起的，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制定改革的方针和措施，下面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层层落实。虽然基层的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都有改革的要求，但是改革的发动和组织工作都是由上级主管部门进行的。这种方式在具有50多年计划经济基础的中国有一定的优势，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行政手段发起一场运动似的教育改革。但是，由于指令来自上面，下面的人对上面的意图不甚了解；或虽然力图理解，也大都处于被动接受的状况，没有真正从思想上认同，不认为与自己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而在很多情况下，上级行政部门没有充分听取基层有关人员（包括教师、学生、家长）的意见，一些改革措施甚至与下面人的想法有重大冲突。而下面的人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想法，进而产生怨恨情绪，只好消极怠工，在运动中走形式；风潮一过，又我行我素，依然故我。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指的就是这么一种状况。 因此，我认为，要想进行富有成效的教育改革，调动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的改革“原动力”，真正改变他们的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仅仅通过讲大课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培训，自上而下地向他们灌输改革的思路和重要性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不改变以往讲道理、记笔记的培训方式，不使教师和管理人员自己尝到亲自参与的甜头，他们是不会放手让自己的学生和下级体验同样的激动和喜悦的。 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参与式方法对人（以及由人所组成的社会组织）的观念和行为的巨大影响作用。在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中的教师培训部分，我们在项目刚刚启动时就组成了两个工作小组，一个负责岗前教师培养工作，一个负责在职教师培训工作。根据项目对参与式方法的要求，工作小组的成员来自甘肃省各级各类教育机构，有临夏州少数民族贫困县内的小学教师、兰州最基层的小学教师、临夏州负责教师培养和培训的行政管理人员、中师和培训中心的教师、甘肃省专科、本科层次教师培养和培训学校的教师、甘肃省教委的工作人员。工作小组的第一项任务是对全省的教师进行培训需求分析，以便为后续的课程开发、教材编写和培训活动提供基础。而绝大多数小组成员以前从来没有从事过这类具有研究性质的工作，我们（中方咨询专家）以前也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样的任务。因此，我们当时对他们的能力深表怀疑，不知道他们是否可能完成此项工作，更不敢设想今后还要依靠他们开发课程、设计教材、制定培训方案、对全省的培训者进行培训。与此同时，我们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也感到十分困惑，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干什么。说老实话，当时很多小组成员自己也不敢相信他们能够做这些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他们以前的工作主要就是执行上级下达的命令，从事具体的教学和管理工作。他们认为，“决策”是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研究”是上级教育研究人员的事情，他们与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关系。真正将决策和研究的权力和责任交给他们，这在他们的一生中还是破天荒头一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