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一、引言 江泽民同志作为国家最高决策层的核心，对创新，尤其教育的创新极为重视，反复强调。党的十五大以来，在一系列重要报告、讲话和批示中对这一问题都有十分突出的阐述。如果说国家三代领导集体核心人物因其所处时代背景的差异，而有其不同观念（思想）特征的话，那么毛泽东的“革命”观念、邓小平的“改革”观念、江泽民的“创新”观念抑或能成为其代表之一。“革命”使新中国诞生、“改革”使人民富足、“创新”将给神州带来怎样的变化，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未可限量。革命——改革——创新，虽表述不同，但其深层都不同程度地意蕴着——创新，只是江泽民同志如此凸显“创新”则是前所未有的。“创新”不仅作为一种观念，而且它作为一种思想，特别是作为国家高层领导核心教育创新的思想，其深刻的内涵是什么？它已对或将对增强我国综合国力产生怎样的影响？换言之，江泽民同志教育创新观对中国跨世纪的发展蓝图，对新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怎样的作用？亟待我们学习与研究。 二、江泽民教育创新观的本质特征和时代背景 江泽民同志的教育创新观，是其创新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在这种创新观中的还有体制创新、政策创新、管理创新、观念创新等一系列观念。应该说这种创新观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缜密的思想体系。江泽民同志的创新观在90年代中后期逐步凸显，除其他因素外，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合作不断扩大、国际技术竞争日趋激烈，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大的新形势下，“当今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我们要在未来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复杂的国际斗争中取得主动，要维护我们的国家主权和安全，必须大力发展我国的科技事业，大力增强我国的科技实力，从而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生存竞争日渐白热。以计算机发展为例，其关键是集成芯片，尤其是超大规模集成芯片（LSI）， 芯片的优劣指标之一是线宽，这种芯片特征线宽自70年代以来，每年以30%左右的速度缩小。韩国在1995年已完成了0.16μm线宽芯片的设计。 而我们国家目前正在投产的是1.5μm线宽芯片，两相比较差距是很大的。而发达国家正在研制中的，可望在2020年左右应用的DNA 计算机（生物计算机），专家预测其几天的运算量就可超过目前全球所有计算机问世以来的运算总量。再以制造技术为例，当今制造技术已经实现了纳米加工，换言之，当今的制造技术已使操作“原子”美梦成真。前苏联由于得到了数控铣床技术使本国与美国的核潜艇技术一下缩短了十年左右，使导弹命中精度达到十数米甚至更小。可以说在世界涌动的创新大潮中，“不进则退、不‘创’则亡”。江泽民同志以其长期从事科技工作的丰富实践经验，敏锐地把握当今时代创新——特别是教育创新这根主动脉，可以说，没有教育创新基础的支撑其他创新将是“无源之水”。 三、教育创新是基础 教育是一个民族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是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和创造能力的根本途径。 纵观本世纪世界科学技术中心历次转移：意大利（1546—1640年）→英国（1660—1730年）→法国（1770—1830年）→德国（1810—1920年）→美国（1920—）。随着世界科技中心转移的“汤浅现象”的作用，世界经济中心也随之转移，这种“显性”特征更容易得到人们的关注与研究。然而，作为世界科技和经济中心转移基础的教育，这种“隐性”特征得到的瞩目相对来讲要少一些。但教育的每一步创新与随之而来的科技和经济腾飞的内在必然联系已是不争的事实：意大利14世纪发起了文艺复兴运动，韦杰里乌斯、昆体良等古代教育思想被发掘和研究，还出版了一批“新教育”论著，创办了欧洲最早的萨莱诺医科大学（1231年）等；英国创办科学大学和技工学校；法国大革命后致力于高教改革，建立综合性科技教育体制；德国集科学教育与研究为一体，首开研究生教育；美国南北战争后，把重点院校逐步变成研究生院为主体的大学。上述教育的创新都为“转移”做了先行的、基础的准备。换言之，没有教育创新的基础，科技和经济创新将成为“空中楼阁”。韩国后来居上跻身“富国俱乐部”与其大学生占人口比例的3 %（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不无关系。在世纪末的今天，教育是基础，教育必须创新的观念已渐为人们接受。 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言：“在当今世界上，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竞争。无论就其中哪一个方面实力的增强来说，教育都具有基础性的地位。”“我们的劳动力素质和科技创新能力不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增强的一个主要因素。”20世纪，特别是近年来，国际国内的形势无不说明综合国力的竞争着重体现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上。而上述实力和凝聚力又是建立在“教育”这个基础“平台”之上的。这就如同电脑中的“平台”——操作系统一样，操作系统稳定、高效、兼容性强，且具有不断更新升级的功能，那么在此“平台”上的各项工作就有可能高效优质，反之将事倍功半。 这一点从为用户熟知的“DOS操作系统”与“WINDOWS操作系统”的使用比较中可管窥一斑。 以教育立国的新加坡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比较发达的美国无不是在其教育这块坚实的基础之上“变龙”腾飞或“常盛不衰”的。我们是穷国办大教育，尽管下了很大气力，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总体而言，还未将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劳动力素质不高。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累计毕业本专科及研究生1800多万人，但目前全国平均每万人大学生数仅为206人，其水平低于人均GDP比我国低的印度。像浙江这样的沿海经济较发达省份平均每万人大学生数只有148人， 则更是说明问题不容乐观。全国劳动者中初中毕业生占70%多，而且现在每年仍有730万初中生进不了高中，230万高中生上不了大学。可是另一方面，一些大学毕业生又遇到了“就业难”的问题。对这种“双刃”难题，按部就班地解决只能是作茧自缚。在高层创新思维的直接影响下，1999年全国高校扩招45万多人，浙江大学一校就招收新生1万1千余人，创中国高校之最。高中扩容也开始启动，与此同时，受优惠政策鼓励的民办各级各类学校正加速发展。同一问题用创新的思维来分析、处理，就可以化“双刃”难题为“双刃”动力：一是发展教育拉动了经济（据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的测算，国民收入增长部分中有近33%是教育所起的作用）；二是缓解了困扰我们多年的教育供需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