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时代转换，不由使人对即将逝去的20世纪进行回顾与审视，希望从这一百年人类的足迹中找寻到有益的经验与教训，以提供给走向下一个世纪、甚至下一个千年的人们，为的是使人类始终能循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由此，亦引发了笔者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思考。 （一） 我们通常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概括全部人类文明。在20世纪，特别是二战之后，人类的物质文明获得极大的发展与繁荣，这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所带来的成果。科学技术迅猛发展，首先表现在知识总量的巨增，有科学家估计，二战后人类社会所获得的知识，几乎相当于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几千年所获得的知识总和。其次是知识的陈旧周期缩短，18世纪知识陈旧周期为80—90年；19世纪到20世纪初为30年；到本世纪50年代，为15年；目前进一步缩短为5—10年。 这说明现代科技成果不断涌现，旧观点、旧理论迅速被淘汰，科学知识老化的速度相当惊人。再次科学技术由发明到应用的周期已越来越短，科学史曾对十二项重大发明项目进行分析，18世纪20年代发明了摄影机，从发明到应用，经过65年；19世纪60年代发明的无线电直到20世纪初才付诸使用，用了35年；19世纪末发明X光机，经过18年开始应用；本世纪20年代发明的雷达， 15年后就付诸使用。然后是电视机经过12年，原子弹经过6年， 晶体管经过3年，太阳能电池只经过2年就开始使用。激光器从发明到使用不到一年。（注：参见《当代外国教育发展趋势》，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5月版。）从以上这些统计数字中，已使我们真切感受到， 科学技术正以加速度向前发展，其势头恰如巨大浪潮席卷全球。外面的世界因之变得更加精彩万分，绚丽斑斓。然而，我们的目光还必须留意人类文明的另一半。内在的精神文明与外在的物质文明相比则显得黯然，形成一种反差，西方学者称之为“人类文明危机”。吸毒、暴力、性开放、自杀风等等丑恶现象，象瘟疫一样蔓延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汤因比也不得不承认，现代人完完全全成了“自己生活条件和技术的奴隶；他们为了自己的福利而丧失了自由和幸福。”（注：[英]A.汤因比：《活着比将来还长》，伦敦1971年版。）在即将过去的一百年里，战争与军备对世人的伤害与杀戳、世界贫富的两极分化以及地球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和污染的程度大大地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以至于有人说，20世纪人类的不幸甚至超过了以往历史上全部苦难的总和。 我国是正在向现代化迈进的发展中国家，20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令全世界惊叹的成就，人民的物质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与20年前相比可谓天壤之别。但是，人们的精神生活并不是与物质生活同步提高的，而是相对滞后，社会中弥漫着一种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文化的氛围。1994年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邵道生同志就指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国民心态存在着六种倾向：人的行为的物质欲望化；人的行为的粗俗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化；国民心态的躁动化；社会各层的无责任化；浮夸虚假之风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领域也相当盛行。1998年“国民心态”课题组在全国十大城市（北京、沈阳、上海、武汉、郑州、重庆、西安、长沙、昆明、广州）进行调查，其结果表明一个不容乐观的客观事实：如今的中国，道德信仰呈多元化发展。道德正在被许多人作为一种外在的礼仪规则和口号在使用着，而其作为个人内在生活规则及个人内在信仰的自然化的特点，正在社会层面上越来越被疏忽。很少有人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勇于承担道德责任，只要有条件或为利益驱动，许多人都会去实践其一向所批评的不道德行为。（注：参见张薇主编：《国民心态访谈》，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由此可见，世纪之末，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论西方还是东方，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世界范围内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之间的严重失衡。针对此种状态，欧美学者中有人指出“知者无知”，是说人们虽然有了文化知识、科学知识，有了书本，但却对人自身切关紧要的一切——人该成为怎样一个人，人该如何去生活——却毫无知识。人们只知道实在是什么，技术是什么，交易是什么，买卖是什么，竞争是什么，而不知道自己何为一个人。 如何解决这个人类难题？是否可以单纯依靠科学技术？如上所述，现代科学技术的惊人进步，并未消除人世间的争斗和痛苦，这已经说明科学和技术的力量是有限的。因而，把科学神化是无知的表现。科学家的话往往最精辟，也最令人信服。爱因斯坦说过：“科学虽然伟大，但他只能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应当如何的价值目标，却在它的视野之外”。（注：《爱因斯坦文集》，中文版，第 3 页， 北京商务书馆，1979年版。）1998年3月， 美国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在白宫提到未来千年的科学时指出，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取得进步，同时也会犯下错误。我们会把我们的梦想、虚荣和野心变成各种代码；我们会造成自我，订制出我们的后代。我们就像弗兰肯斯坦先生那样，既有机会创造奇迹，也有机会创造怪物。人类所面临的挑战不是来自科学，而是来自道德。（注：[美]沃尔特.伊萨克森：《20 世纪和我们的未来》，见《编译参考》，1998年第8 期。）决定人应该如何生活的因素是各个自由的人，然而自由也有规定和法则，我们无论怎样生活都不能摆脱这种自由法则的制约。而这种自由法则就是伦理道德。其实，道德关系才是维系人类文化的根本纽带，这一点可能由于政治力量的强大而被人所忽视，实际上若不是借助于道德的力量，再强大的政治也无济于事。人类文化的全部成果，如果没有道德的力量，就会毁于一旦。然而，“我们的技术和伦理，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存在着如此大的差距。这不仅仅是屈辱，可以说是一种致命性的危险。所以必须更加努力地确立——若没有它，我们的生命便毫无价值，人生也无幸福的这种尊严性。”（注：[英]A.汤因比：《展望21世纪对话录》，讲谈社学术文库版。）历史学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是重建人类道德。到了今天，世纪之末，这个问题已被中外学者广泛认同。现在关键是如何建立的问题。 （二） 1981年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A ·麦金太尔发表了他的力作《德性之后》，对西方学术界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因而这部书成为西方伦理学研究的新的转折点。在书中，麦金太尔指出，当代人类的道德实践处于深刻的危机中，这一危机主要体现在，第一，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判断的运用，是纯主观的和情感的；第二，个人的道德立场、道德原则和道德价值的选择，是一种没有价值依据的主观选择；第三，从传统意义上，德性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并从以往在社会生活中所占据的中心位置退居到生活的边缘。那么这种状态产生的根源，就是人类传统德行的根基丧失。麦金太尔认为，在西方的长久的历史发展中存在着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中心的德行传统。这个传统的主要精神有，善是人类本性意义上的目的，是人作为一个种类所特有的追求目标。德性在人认识到自身的目的后向人自身的目的的追求过程中，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而能够使人从偶然形成的人性向认识到目的后可能形成的人性转化的，就是德行。个人的善和国家的善其本质都是相同的，但是，因为国家的善是全体国民的善，因而是高尚和神圣的。德行需要实践，而以正确合理判断为基础，因而理智德性是核心德性，而这种德性是通过教育获得的。在书中，麦金太尔强调了这样一个问题：道德应是对生活整体的要求，它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而非某一生活片断上，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正在于它是对人的生活整体的一种要求。西方道德危机的出现，正是由于没有实践这一生活整体的道德的结果。而道德重建，则必须是在亚里士多德这一道德的传统回归的基础上来进行。（注：参见：[美]A.麦金太尔《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月。 ）麦金太尔的理论分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在一定意义上切中了问题要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