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思想，既是对知识经济本质的高度理论概括，也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当代的重大发展，更由于其经济实证性、全球普遍性和客观规律性，而为东西方不同制度框架中的企业家、理论家和政治家们所普遍认同。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思想，只能作下述意义上的科学理解，即以理论文字、数据图形和符号定律等知识形态存在的科学技术，一旦在实践上被用来改造自然时，就会由潜在和可能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和物质的生产力，并日益成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第一动力。因此可以肯定，由科学技术到生产力之间还必定具有转化过程和创新路径。在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科学技术虽已成为生产力，但还没有跃至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充其量还仅处于舆论造势的期望状态和逐步形成的转化阶段。因此，探讨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创新路径，就具有了理论建构和经济运作的重要创新意义。其创新路径基本有三条，即人格化的教育创新过程、物质化的工具创新过程和制度化的改革创新过程，本文仅探讨人格化的教育创新过程。 无论经济发展到何种程度和采用何种形态，其永恒性特征就是以人为主体的活动，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总是其决定性的第一要素。有区别的只是在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历史阶段上，劳动力结构中数量（体力性的劳动者人数）和质量（智能性的科学技术含量）所起作用的差异。在古代农业经济中劳动力数量起主导作用，在近代工业经济中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并重，而在现代知识经济中劳动力质量起主导作用。现代知识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劳动力数量在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过程中所起作用已不再重要，而包含有大量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高质量劳动力，已经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第一位决定因素。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结构的这种转化和变迁，既是生产力一定要发展的不可抗拒的内在要求，也是生产力一定能够发展的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 劳动者的劳动力质量除先天禀赋性的遗传基因作用之外，从根本上说来，主要取决于后天的教育。除极少数具有先天性生理缺陷和智力障碍者之外，劳动者之间后天的差别总是远大于先天的差别。斯密和马克思都曾明确地认为，个人之间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远没有我们设想的那么大，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异，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异小得多。因此创造较好的后天条件和社会环境，开发劳动力质量，对于提高劳动力质量就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而提高劳动力质量或发展人的能力的主要形式和根本途径就是教育，特别是直接向社会提供高质量劳动力的高等教育。通过教育而形成的这种高质量的劳动力，必然会使科技进步、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和加速度的特征，因而也能够熨平和弱化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由技术原因而引起的周期性波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其诞生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创造出了比过去一切世代的总和还要多的生产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创造了大规模、高质量、开放式和科技型的社会化教育。 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知识经济时代，不仅把教育视作产业而且作为基础产业，事实上是并不过分的事情。高科技产业的主导作用，离不开教育产业的基础依托。教育的基本职能就是传承和创新知识，教育的重要作用就是把观念形态的科学技术知识人格化，教育产业的产品就是拥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高质量劳动力。科学技术通过教育而被人格化为高质量劳动力，实现劳动力质量的创新，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才会成为现实。可以肯定，教育作为劳动力质量的创新过程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不可替代的根本路径。而且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和程度，又总是与教育的发展速度和发达程度呈正相关的必然联系。科技越进步，生产力越发展，经济越发达，教育提供高质量劳动力的基础产业性质就越明显，教育在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过程中的职能就愈重要。现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劳动力愈有技能，经济的生产率也将愈高。劳动力如果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现代工业经济的运行即使不是不可能也会是很困难的，人们对这一点已经取得了共识。另外，处于技术变革前沿的经济需要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来发现和实现创新。各种情况已经充分而清晰地向我们表明，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已经受到世界各国的充分关注，教育竞赛和人才竞争已成为当今国际竞争的主要内容，并将在二十一世纪的知识经济体系中变得更加剧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这样讲，各国在二十一世纪成亦教育，败亦教育。 面对当前和二十一世纪的知识经济要求，特别是科学技术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严峻挑战，邓小平敏锐地洞察到了教育在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特别是第一生产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邓小平高瞻远瞩地呼吁：“我们培养训练专家们和劳动后备军。也应该有与之相应的周密的计划。我们不但要看到近期的需要，而且必须预见到远期的需要；不但要依据生产建设发展的要求，而且必须充分估计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注：《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105页。）“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还要再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最近，我见胡萨克时谈到，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注：《邓小平同志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74页。）“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 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注：《邓小平同志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注：《邓小平同志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65页。）“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现在小学一年级的娃娃，经过十几年的学校教育，将成为开创二十一世纪大业的生力军，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 ”（注：《邓小平同志论教育》，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第106页。）并具有针对性地指出：“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对于发展和改革教育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缺乏紧迫感，或者口头上承认教育重要，到了解决实际问题时又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注：《邓小平同志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49页。 ）不久前中央党校对在校学习的部分地厅级领导干部学员作了具有十二项重要改革内容的问卷调查，令人遗憾不解的是98.3%的学员没有把教育和科技放在他们第一位的选择视野之内，而只有1.7%的学员才把教育和科技放在第一位。 （注：1999年1月4日《中国经济时报》。）这足以引起国民大众和宏观决策的警觉与思考。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专司领路导航的领导干部，没有把教育和科技作为航船沿正确而安全的路线航行的航灯和航标，就很难保证不经常触礁。干部队伍的知识化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基本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