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对我国经济的摧残是极为惨烈的： 纺织行业损失工厂500余家，价值1.68亿元； 丝织业大部分被摧毁，损失1.2亿元以上； 发电厂损失300余家，价值6000万元以上； 损失电报线路4.6万余公里，占全国总数的49%； 损失长途电话线路2.3万余公里，占全国总数的42%…… 这一串串令人触目惊心的原始记录，折射的仅仅是抗战期间毁于日军炮火的巨额财富中一个微小组成部分。历时八年的侵略战争究竟给中国经济带来多少破坏？近日，笔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宓汝成教授，他认为，要算好这笔帐，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把握：日本侵华时中国从中央到地方所付出的巨额军费；日军狂轰滥炸对中国工业城市造成的破坏；日军对工厂、矿山及铁路的破坏；对占领区直接的经济掠夺。所有这些总计起来按当时币值折算，当不低于750亿美元。 尽管总的数字尚无定论，但战争期间日寇对中国经济的疯狂破坏却是无庸置疑的。战争初期的狂轰滥炸，便是以最原始最野蛮的手段对中国的民族经济进行打击。战争初期，沿海诸省在当时国内工业中举足轻重，至1937年底，全国共有工厂3925家，其中上海1235家，占总数的30%。其他沿海省份2063家，占51%。战争中，南京损失工厂91家，北平损失97家，青岛损失137家，江苏损失372家，山东损失243家，加上其他诸省数字，总计损失工厂3797家，价值105406万元。 狂轰滥炸之后是明目张胆的掠夺。日本最高当局听取了本国军阀“以战养战”的叫嚣，又听取了本国财阀扩大在华投资的呼吁，于是拿出了掠夺中国矿产资源的一揽子方案。其一称为“军事管理”——由军方直接霸占中国工矿企业，这种管理方式以华北为样板，约有82家，以面粉厂和棉纺厂为主；其二名曰“委托经营”——在军事威胁下把强占的中国企业交由日本会社经营，此类工矿集中于华中，总数达137个；其三为“合办形式”——在“中日合办”的幌子下日方独占，化学工业最多，有27个。三者之外，再辅之以租赁、收购两种形式。据1943年一份统计资料显示：日本在战争期间掠夺了沦陷区全部的铁矿、炼铁、炼焦、电力以及盐场、水产、机器缫丝等行业。棉纺织业有54个厂被掠夺，共有纱锭1249556枚、布机16764架，占当时中国民族资本纱厂设备的70%。被掠夺的面粉厂48家，年产面粉6750包，占中国面粉产量的90%。造纸厂被掠夺13家，339.2万元。在日本残酷的经济统制和武装掠夺下，沦陷区的民族工商业遭受空前浩劫，不是被吞并就是彻底破产。即使是饮食、豆腐作坊这样的行业也难逃厄运。 农村并未因其偏僻而逃过日寇的魔爪。日本侵略者“发明”了两种方式掠夺农产品，一为“征发”，一为“收购”。其实都是强抢的代名词。以这些方式从农民手中强行夺走的小麦、大豆、棉花、杂粮、蚕茧，多得无法统计。1943年日军在河北省10个县内一次就“征发”走近4000万吨粮食，相当200万农民一年的口粮。作为必然的后果，农村经济也出现了可怕的萧条，大量土地荒废。据1943年《北支年鉴》披露，河北、山西、苏北等地的小麦、小米种植面积较1937年减少16%，荒废达5200余万亩。华北有些地方荒地占耕地面积25%。华北各省的棉田1940年只及1937年前的22%，收获量仅为战前的20%，江浙两省产棉量只及战前47%。 甚至金融领域也未被侵略者放过。从一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就设立银行、发行货币、债券、实行贸易统制，千方百计榨取中国人民的财富，日本指使设立的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银行券”，1938年底发行额为1.62亿元，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已达1951亿元，相当于1938年底的1200倍。日本侵略者还伪造法币、加剧大后方的物质缺乏和通货膨胀，摊派“公债”，向居民发放一堆废纸。 另据调查，从1932-1944年12年中，日本还掠夺了东北煤炭计1.15亿吨，对石油、铝也进行了疯狂搜刮。 作为战争的一个后果，八年中中国的军费开支直线上升，战前，国民政府的军费开支在财政支出中仅占30-40%，1937年上升为66%，1940年上升为70%，1945年上升到87%。军费开支成为造成财政赤字的最重要原因。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抗战的烽火早已成为过去，然而时隔50年重温这笔旧帐，仍是不无现实意义的。已故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日本友人时一再强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日本侵华对中国民族经济的破坏上，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启示：一是充分认识到战争对经济的破坏是何其惨烈，从而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避免战争重演。二是可以激励每一位炎黄子孙自强不息，使中国再也不受侵略者的凌辱，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