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赔款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的一次掠夺性的索赔，与一般外债性质不同，它是列强掠夺中国财富的罪证。庚子赔款数量之大，为中国近代外债史上所仅有。（注：根据庚子赔款协定，中国应偿还本金4.5亿海关两，利息532,238,150海关两，总计982,238,150海关两。其中美国占7.31979%，本金32,939,055海关两，利息38,958,714.88海关两，总计71,897,769.88海关两。见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2卷，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页。）从1902年开始，中国政府一直按期偿付，并指定以关、盐税为担保，采取各种措施以保证支付庚款如期进行。20世纪30年代，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深入，欧洲各国纷纷停止向美国偿还战债，中国也乘机向美提出延期偿还庚子赔款的要求。 1933年2月初，在华美籍顾问杨格(Arthur N.Young)受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委托代表中国政府同美驻华公使詹森(Nelson T.Johnson)交涉，要求美国继续同意中国延期偿还庚子赔款一年，以缓解1931年以来中国财政岁入出现的下滑趋势。（注：中国1931年至1935年海关收入为：1931年3.88亿元，1932年3.12亿元，1933年3.40亿元，1934年3.35亿元，1935年3.16亿元。见仇华飞著：《中美经济关系研究1927—1937》，人民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78-79页。） 九一八后，中国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日本不断非法侵占东北乃至华北用于偿还庚款的财政收入，（注：The Minister in China(John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RUS,1933,Vol.3,p.660.）严重影响中国财政收支平衡。南京国民政府请求各国继续延长偿还一年一度的庚款出于不得已，目的为了维持中国财政预算的稳定。由于宋子文主张联美抗日，他在南京国民政府内不断遭到亲日派的反对，处境艰难。（注：宋子文推行亲美英政策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遭到亲日势力的极力反对，不久他被迫辞职。）杨格向詹森重申宋对美国一贯友好态度，赞扬美国在中国偿还庚款问题上采取与英国、意大利等不同的做法。（注：这里主要是指美国退还中国庚子赔款部分资金，用于帮助中国发展教育和文化事业。）在当时情况下，能否让美国继续同意中国延期偿还庚款，对于缓解中国财政困难非常重要。宋子文让杨格出面周旋，一方面要求美国理解中国处境，另一方面是想了解美国政府意图。如果美国同意延长，各国有可能效仿美国。但事实证明，南京国民政府为此付出的巨大努力最后付诸东流，关键时刻美国没有帮助中国克服财政危机。 一、美国态度暧昧 1932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仍在深入，欧洲各国经济日益恶化，银行倒闭，市场萧条，欧洲市场对美国商品的需求迅速减少。面对这一状况，胡佛政府决定延长各国偿还美债一年。（注：David Burner,etc.ed.Firsthand American: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Vol.2,Brandywine Press.St.James,New York,1998,p.797.虽然是延长一年，但结果是各国永久性拖欠。）中国也不例外，1932年中国暂缓支付庚款美国部分。（注：1932年中国延期偿还的美国庚款部分分别于1941年及1946年补付。见《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2卷，第208、209页。）但此后，欧洲各国已基本不履行偿还美债义务，引起中国的关注。南京国民政府趁势向美国提出继续延缓支付庚款的请求，使美国感到十分不安。国务卿史汀生(Henry L.Stimson)首先对中国财政岁入减少之说持怀疑态度，他以宋子文1933年财政报告为依据，称“中国海关税收和盐税收入超过除。1931年以外的任何一年”。（注：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Minister in China(Johnson),FRUS.1933,Vol.3.p.661.）史汀生强调美国退还部分庚款的目的是资助中国发展教育和文化事业，重申“继续延期支付庚款将会给‘中国基金会’(China Foundation)带来更大困难”，反对将1931年美国同意中国延期支付偿款“视为一个先例”；认为“继续延期支付庚款将会影响美国政府财政安排”。（注：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Minister in China(Johnson),FRUS.1933,Vol.3.p.661.）美国国务院对杨格为南京国民政府游说延期支付庚款一事十分反感，认为这会使“美国感到难堪”，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放弃继续延期偿还庚款念头。（注：The Minister in China(John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RUS,1933,Vol.3,p.662.） 事实上，美国公使詹森对中国财政状况非常了解，对中国因遭受日本不断侵略颇为同情，早在1932年凇沪抗战时，他就曾向美国政府报告“上海税收几乎降到零点，而上海的税收占中国全国总数的45%”（注：The Minister in China(John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RUS,1933,Vol.3,p.611.），要美国政府引起重视。但美国国务院不愿将提供经济援助与偿还庚款混为一淡，要求美驻上海总领事克宁翰(Edwin Cunningham)直接向杨格说明美国政府立场。强调“帮助中国发展教育文化事业至关重要”，美国“不希望中国再次提出延期偿还庚款的要求”。（注：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Minister in China(Johnson),FRUS.1933,Vol.3.p.665.）不过，当时美国没有明确拒绝，美国在等待中国同英国、意大利交涉结果后再作定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