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07)03-0101-03 明清时期徽商已遍布全国，徽州“贾人几遍天下”，“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张瀚《松窗梦语》卷四）。 徽商主要从事茶木盐典四大行业，陈去病说：“徽郡商业，盐茶木质铺四者为大宗。”（陈去病《五石脂》）“新安大贾，鱼盐为业”，“新安多大贾，其居盐筴者最豪”（谢肇淛《五杂俎》卷四）。江淮两浙是其营盐主要地区，扬州为清代徽籍盐商记者麇集地。 徽商与晋商等明清十大商帮在明清时代推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市场经济的萌芽，特别在商品流通领域中，充当长途贩运商，对形成国内市场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因为商品生产必须建立在广泛、繁荣的商品流通基础之上，没有商品与市场，商品生产是无法进行的。自明中叶以后，徽商已注意到商品的再生产，把流通领域中所积累的财富，很快转移到扩大再生产领域，将商业资本投入生产事业中去，如从事矿冶、纺织、造纸等行业的开发，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对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1]。 当今对徽商的研究多侧重于徽商的经营行业、地域和“贾安好儒”诸方面，而对徽商经营理念、宗亲情结等方面的研究则嫌不足。近在阅读史籍时发现明天启间内阁首辅叶向高专为徽商撰写的《新安里记》 （雍正《常山县志》卷十上），这一文献充分显现了徽商的特质，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现以此文献为中心，对徽商的经营理念和宗亲情结加以论述。 为叙述方便起见，先征引叶向高的《新安里记》： 定阳之有新安里也，盖鹤旸郑子创也。郑子新安名族，以业鹾侨寓定阳，因携家卜筑焉。其址在邑城之东，环数十家皆其产也，凡新安人氏流寓兹土者，郑子悉聚而居之，既洽比其邻，又念里族邱垅皆在新安，因于其地创辟一里，额曰新安里，示不忘本也。吏部殷君宗器与郑子同里，至戚相友善，殷尝为余言郑子天性孝友，气谊敦笃，颇有郭有道徐仲车遗风，且长材宏略，雅志经世，间有所论述亦不类经生家言，殆伟士也。余心识之久矣，及余司铎南雍，郑子以祠部儒士加授中翰，寓金陵，因久与之游益稔。其令德冰操，始终无间，尝出所著榖似巵言质余，余读之又知为博物善作，乃信殷君之言诚不诬也。谈次及新安里事，辄神往之，今蒙子告南归，取道定阳，亟命刺相访，获至新安里观焉。往余尝由新安趋陪京访吾邑宰汪君，见新安门第阀阅甲于江南，今兹闾闬轩敞，房舍参差，盖俨然新安故里云，昔人居拟丰邑，乐操南音，皆倦倦有首邱不忘之意。故君子仁之兹里之创也，微独俾新安人士咸知有本不可忘，亦将使闻其风者，莫不安乡重土而萦怀邦族，其为功于世道人心尤未可量矣。余既稔郑子之为人，又嘉兹里之创之有合乎仁也，因为之记。 叶向高（1559～1627年），福建福清人，字进卿，号台山，万历十一年（1583年）中进士，授庶吉士，旋进编修，南京国子司业，万历二十六年充皇长子侍班官，寻擢南京礼部右侍郎，三十五年晋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与王锡爵等同列为辅臣，后又任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少师兼太子太师。天启元年复入阁任首辅，居中枢，极尊崇。叶向高“在相位，务调剂群情，辑和异同”，“裁断善处大事”，“为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善类”（《明史》卷二百四十），为晚明一代高官名士。政务之外勤于编著，存世著述甚多，《四库全书总目》收《说类》62卷（《说类》编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132册，齐鲁书社，1997年）。此外，有《四夷考》（中国丛书综录），《苍霞草》 20卷（万历刻本，北大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4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下同不列，仅注书名），《纶扉奏草》30卷（史部36、37册），《续纶扉奏草》14卷（同上书，史部37册），《苍霞续草》22卷（同上书，集部125册），《苍霞余草》14卷（同上书册），《大明光宗贞皇帝实录》8卷（与张维贤等纂修，同上书，史部37册），《许文穆公集》6卷（许国撰，叶向高辑，同上书，集部40册）。经查上列诸书，未见《新安里记》，此文仅见于上引方志中，可见是一佚文。 叶向高为什么要写颂扬商人的文章？首先应注意到二点：其一，徽商郑鹤旸经任职吏部的乡人殷宗器介绍与叶认识，有过较多的交往，文中有详述，并对郑有好印象。因此，当郑邀请他赴浙江衢州府常山县游览，他欣然接受，偕同前往，为他留下良好的观感，为此才写下情文并茂的《新安里记》。其二，更须注意到晚明士商渗透现象已十分普遍，四民界限逐渐淡化，而徽商本身具有“贾而好儒”的特性，徽商中不乏儒商者，因此叶向高并不贱商。这也折射出晚明社会贱商思潮的消退，“工商皆本”的思潮抬头。如李梦阳则倡：“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李梦阳《空同集》卷四十四）赵南星曰：“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也。”（赵南星《赵忠毅公文集》卷四）冯应京：“士农工商，各执一业”，“行商坐贾，治生之道最重也”（冯应京《月令广义》卷二）。万历首辅张居正：“古之为国者，使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八）他是从整个国民经济中生产与流通、农商互动的关系为出发点，进而论证商业的重要性。儒学大师王守仁更直言：“四民异业同道，其尽心一焉”，“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王守仁《王文成全集》卷二十五）。余英时高度评价王阳明的见解，认为此是“新儒学社会思想史上一篇划时代的文献”[2](P198)。所以冯应京就说：“工商亦本业。”黄宗羲大声疾呼：“工商皆本。”（黄宗羲《明事待访录》财计三）晚明高官名士为商人树碑立传者不乏其人，王阳明为方节庵写墓表，李维桢为龙游商人李汝衡立传，王士贞为书商童珮写传，这些碑传流布甚广，说明在高官名士意识中四民界限已经淡化乃至消失，重视了商贾的社会作用[3]。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才有叶向高为徽商郑鹤旸写《新安里记》之举，这也是《新安里记》诞生的社会背景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