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422x(2005)02-0104-06 《食货》是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专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学术刊物。尽管存在时间短暂，但对中国近现代史学尤其是中国经济社会史学的发展却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对《食货》的评价，只有在全面掌握相关史实的前提下，将其放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学特别是中国经济社会史学自身发展的学术脉络中进行考察，才能切恰。目前有关《食货》的研究渐次增多，但相关史实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揭示和认识。本文试对《食货》在30年代的中国经济社史学界所产生的影响与作用作一些史实的清理，以利于对《食货》的深入研究。 一、引政论入学术 1934年12月，陶希圣因不满社会史论战的种种流弊，创办《食货》，致力于中国经济社会史的专门研究。把论战中的中国经济社会研究由政争引入学术研究的正轨，是陶希圣创办《食货》的目标之一。正如陶希圣后来所说：“民国二十四年（应为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我主编《食货半月刊》，要把这个研究，从政争扭转到史学”（注：陶希圣：《社会史讨论会献言》，《第一届历史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史）研讨会》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82年，第4页。）。 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蔚然兴起。但“当时的‘社会史研究者’，大部分只是革命的宣传家，而缺少真正的学者”。（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页。）他们站在各自的政治立场上，以历史研究为政争手段，宣传各自的现实政治主张。“所以这一个战斗的后台指挥者，是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阶级。而为着各阶级的畸左畸右，形成许多不同的意见”（注：王礼锡：《中国社会史论战序》，王礼锡、陆晶清编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见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民国丛书》第2编第79《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一、二》。）。论战中的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实质上更多地只是一种政论，而较少学术的内涵，“有不少文章只是为了参加热闹的论战而写，实际上没有对社会经济史的发展过程作深入的钻研，因而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可言”（注：杨宽：《历史激流中的动荡和曲折——杨宽自传》，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62页。）。而当时的论战者又往往因于政见，排斥异议。等而下之者，口出污言，肆意谩骂，移学术批评为人身攻击，完全失却了学术研究的精神，这在当时已成为一种惯常现象。“大家都这样想：你说的便不对，因为是你说的。我说的一定对，因为是我说的。大家也都这样争：我骂你是应当的，这是无产者的憎恨。你骂我是不该的，那是小市民的成见”（注：陶希圣：《汉儒的僵尸出祟》，王礼锡、陆晶清：《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4辑，见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民国丛书》第2编第80《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三、四》。）。因此，尽管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盛极一时，研究者众多，但成效甚微。大多数人的研究不但贡献少，反成为一种政治的干扰，使论战中的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从发轫时便偏离了学术发展的大道。顾颉刚即认为当时的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者除郭沫若、陶希圣两派外，余者不但大多贡献甚少，甚至反使这一研究步入了歧途。“郭陶两派以外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者，人数更多，但有贡献的却甚少，他们不但少有贡献，有的人甚至于反使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走入了歧途”。（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在学院化的三十年代，这种研究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反感甚至歧视。“不幸的是，这门学问一开始便和社会革命搞在一起，革命口号往往是危言耸听，过分夸大的。因而它惹起经院派学人的反感与歧视。”（注：唐德刚译：《胡适杂忆》，华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153页。）而当时以考据相尚的所谓“京朝派”文史学家更是视之为畏途：“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在当时学生群众中是辨论的“一种兴趣”，但却是“一个京朝派文学和史学的名家不愿出口甚至不愿入耳的问题”（注：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29页。）。 有鉴于此，陶希圣创办《食货》时，便决意摒弃政论，在《〈食货半月刊〉宣言》中即明确宣告：“不谩骂，更绝对不做政论”。（注：《〈食货半月刊〉宣言》，《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周刊》，1934年11月14日。）《食货》刊行后期，政局动荡，人心浮动，学术环境每况愈下，陶希圣又重申不作政论、坚持学术研究的原则：“我们再向社会里声明一句话：本刊是专门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刊物。本刊的范围，只限于纯粹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论文，更注重史料的收集。所谓社会经济史者，就是历代的农业、工业、商业、财政、币制这一类的记载。所谓历代，就是上古、殷、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本刊虽也载民国以来的经济史，但截至本期为止，还没有实际发表过近二十五年的论文。实际发表的，都是百年以前的史实。无论怎样的推敲，总与现实的政治没有多大条（关）联。本刊是没有理由与别的政治宣传品一样的看待的。主编者及投稿人虽不免在别的出版物上发表政论，但是本刊并不刊载任何政论”（注：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第4卷第2期，1936年6月。）。在刊行的两年多中，《食货》摒弃政论，在研究上注重材料、讲求方法，并不像中国社会史论战那样的激昂、趋时，研究领域也较论战时期大大拓展了，不少文章有一定深度，颇具学术价值，一些研究更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领域里具有开创意义。所以后来顾颉刚说：“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现尚在草创时期，最近的趋势，似乎已经渐渐脱离宣传革命的窠臼，而走上研究学术的大路，在这点上，陶希圣先生的功绩，实在不可埋没”（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页。）。 二、倡导史料收集 社会史论战中的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严重流弊是滥用理论，轻视材料。正如时人所说：“这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者最大的毛病，在乎只知瞎引外国的方法与结论，而并不顾及本国历史上的真正的史料”。（注：杜若遗：《介绍〈食货半月刊〉》，《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1935年1月。）亲历社会史论战的陶希圣认为：“这门学问的研究，第一步止是中国史的社会学的解释；第二步是中国社会史内容的充实。如今走到第二步的时候，我们觉得社会经济史料的收集，是主要的工作。”（注：《〈食货半月刊〉宣言》，《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周刊》，1934年11月14日。）因此陶希圣创办《食货》，把史料搜集作为办刊的主要任务。“《食货》所自定的任务，是重在搜求史料”（注：王瑛：《研究中国经济史之方法的商榷》（陶希圣附注），《食货》第1卷第5期，1935年2月。）。但陶希圣并不反对理论方法，只是认为“正确的方法是能够把握中国历史上社会现象的内部关系的方法。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现象并没有明显的整齐的摆在陈列室里面，还须大家去搜求”（注：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第1卷第1期，1934年12月。）。《食货》即有不少介绍理论方法的文章。陶希圣“主编《食货半月刊》，讲求方法，同时注重资料，必须从资料中再生产之方法，才是正确的方法。《食货半月刊》出版两年半，自成一种学风”（注：陶希圣：《夏虫语冰录》法令月刊社1980年版，第344页。）。为搜集史料，陶希圣在《食货》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倡议，即搜读地方志，从中找寻经济社会史料。民国以来，地方志的史学价值已日益引起史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利用方志史料研究往昔和当时的社会，这在民国也成为一种风尚了”（注：傅振伦著、陈怡整理：《傅振伦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但在30年代的中国经济社会史学界，方志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利用。正如陶希圣所说：“这几年来，大家正在撇开了广州、泉州、明州、扬州、苏州、杭州高谈宋、元、明的社会。大家正在撇开内蒙的盐场、牧场谈契丹。”（注：陶希圣：《搜读地方志的提议》，《食货》第1卷第2期，1934年12月。）热衷在学界联络组织的顾颉刚，治史兴趣与领域均非经济社会史，但似乎洞察了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史领域的这一不足。顾颉刚治史比较重视方志，其创办的《禹贡》，即发表有诸多研究方志学的论文。对于《食货》，顾颉刚一开始便襄赞有加。据陶希圣称，顾颉刚是《食货》“第一个热烈的发起人”，并且“《食货》这个名称便是他提出来的”（注：陶希圣：《搜读地方志的提议》，《食货》第1卷第2期，1934年12月。）。《食货》创刊后，顾颉刚即致信陶希圣，提议从地方志中里找寻经济史料（注：陶希圣：《搜读地方志的提议》，《食货》第1卷第2期，1934年12月。）。顾颉刚的这一提议与陶希圣创刊《食货》时提出的“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注：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第1卷第1期，1934年12月。）的思路正相一致，引起了陶希圣的高度重视。陶希圣认为顾颉刚的提议是一个切要的工作，于是在《食货》第1卷第2期发出了经济社会史研究者共同搜读方志的倡议。在倡议中，陶希圣提出搜读地方志的两大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先读有大都会的地方的县志”，在大都市史初步作过后，再选择别种类的方志；“第二个原则是分工的办法”。分工最好以本省人读本省方志的方式进行，这是由于容易启发兴趣，也是由于本省人对本省的地方情形知道的多些。（注：陶希圣：《搜读地方志的提议》，《食货》第1卷第2期，1934年12月。）。同期，《食货》还刊载了鞠清远的《地方志的读法》一文。鞠清远是陶希圣门下弟子，治史观念与方法深受陶希圣影响。在文中鞠清远对如何搜读地方志提出了自己颇为详细的看法。（注：鞠清远：《地方志的读法》，《食货》第1卷第2期，1934年12月。）随后，《食货》又刊发了瞿兑之《读方志琐记》一文，该文是瞿兑之往年读方志时所作记录之一，辑有户口、实业、赋税、医药、宗祠等经济社会史方面的史料（注：瞿兑之：《读方志琐记》，《食货》第1卷第5期，1935年2月。）。《食货》刊载瞿兑之的文章，不无树立范例之意。瞿兑之是民国时的方志学名家，从二十年代即开始注意从方志里收集史料，至此已历十余年之久，收获颇丰。“端居读史，见有关制度风俗者，辄随笔记录之。积十余年寒暑，遂充箱箧”。（注：瞿宣颖：《中国社会史料丛钞·题语》，见瞿宣颖：《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甲集，上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后来，瞿兑之将其所收集的材料整理、结辑成《中国社会史料丛钞》出版，嘉惠学林。陶希圣对瞿兑之从地方志中收集史料的工作评价颇高：“在搜集材料的努力中，我佩服瞿兑之先生。他有很大的计画搜集地方志中的材料。他有很多的条目，可以供我们的研究的运用。他于今把宝贵的材料，一集一集的发表出来，可以算是中国社会史界的福音。”（注：瞿宣颖：《中国社会史料丛钞·陶（希圣）序》甲集，上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