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始社会的部落民主制，到古代的城邦民主制，再到近现代的代议民主制等一系列民主形态的演化流变过程中，民主已越来越成为构建理想政治生活的准则，成为衡量现实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尺度。 但是，民主在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政治实践中并不总是处处高歌、一路凯旋，在民主之树上结的也并不全是幸福的金苹果。民主这个范畴由民主观念和民主实践两项外延构成，人们一般又将民主实践分为民主体制和民主生活方式两个部分。那么，民主是最完善最高级的政治观念吗？民主在特定历史背景、特定文化传统及特定时代中的实践形态又是什么？我们首先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民主与自由：主仆之争 自由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终极目的，人类整个实践就是追求自身解放的过程，也是自由不断扩张的过程。政治自由实质上就是意味着探索人类如何摆脱政治生活中各种外在的、人为的束缚，排除政治领域中的盲然性和恐惧感，掌握政治活动的必然性，最终达到对整个人类政治命运的把握。 政治自由概念产生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中。18世纪的孟德斯鸠认为，政治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力”[1]（P154），他只是指出了自由的外在规定。而斯宾诺莎则阐述了政治自由的内在价值：1.自由是使人们免除对高高在上的政治权力的恐惧感，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2.自由是人们能够获得生存与工作的基本权利；3.自由是每个人根据个人的独立判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的自由。基于政治自由的价值，斯宾诺莎明确地指出：“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2]（ P272）。19世纪，面对着个人自由盲目扩张所造成的人类个体异化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3]（P272）。就是说， 无产阶级的首要的政治目的是实现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是要以无产阶级民主为手段，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即：“代替那有着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P273）。马克思、 恩格斯所认为的自由是社会共同体中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相统一的自由，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扬弃，但他们也认为政治的目的就是自由。根据经典思想家的论述，自由是民主的最终目的，自由高于民主，民主只不过是实现自由的一种手段。 但是，作为手段的民主与作为目的的自由并不总是能够和睦相处的。其不相容之处就在于，当民主成为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时，社会生活就被高度政治化了，单个的人直接地、无可逃避地面对强大的政府，每个人对于政府以政治共同体代表的名义作出的一切决策都必须服从；而政府往往会作出违背共同体委托目的的决策，还有可能在多数派的压力下，作出不利于少数的决策，这样，民主就演变为暴政，导致对政治自由的侵犯。英国的民主运动证明了在保证个人自由前提下的民主化怎样取得了稳步的最终的胜利；而法国大革命则从反面说明了不保障自由的民主怎样蜕变成血腥的暴政，怎样使革命走向了它的反面而使民主成果毁于一旦。在政治发展中，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即：大众以民主手段产生的政府常常会蜕变为蔑视人的自由与尊严的毫无节制的专制政府。对此，有人称之为“从平民主义向专制主义的蜕变”，其实质就是自由的“缺席”。也正是由于古代民主缺少保护自由的机制，才使许多哲人、思想家认为民主不是一种好的政体，甚至把它等同于暴民政治。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考察，民主并不是完善的政治观念，它必须从属于自由观念。民主必须以自由作为自己的目的，否则必将在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在实践中发生“民主的歧变”。那么，社会实践领域中的民主是否会陷于尴尬的境地呢？下面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与文化艺术几个角度予以考察。 民主与政治稳定：民主的自我毁灭 人们在一个国家的民主化的进程中常会发现：民主的政体有利于政治稳定，而政体的民主化则容易滋生不稳定。从一般意义上说，政治民主化进程通过政治参与，为政治体系提供充足的政治资源，培养公民对国家的责任感和对政治制度的宽容精神；公民通过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可以克服政府官员的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促进民主的制度化建设。民主化最终会增加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增强政治体系的稳定性。但是，在特定的制度框架内，民主化并不总是与政治稳定成正比关系。正如亨廷顿所言：“政治稳定依赖制度化和参与之间的比率。如果想要保持政治稳定，当政治参与提高时，社会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治性、适应性和内聚力也必须随之提高。”[4]（P73）民主化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很大程序上取决于政治体系对政治输入——即支持和要求的吸取和承受能力。如果体系能够为政治参与提供畅通的渠道，能够反映和体现公民的 意愿，民主化就会促进政治稳定。但是，政治体系也可能会对政治输入缺乏相应的承受和应变能力，不能体现和反馈公民意愿。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政治体系不具备制度化的疏导力，只能用非制度化的强制力压制因民主化而产生的公民参与浪潮，这就有可能增加公民与当局之间关系的紧张度，最终破坏政治体系运行的有序性和连续性，导致政治的不稳定。 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实践证明，民主化与政治稳定之间并不具有直接的决定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政体的制度化、政党的凝聚力和政治文化传统等因素为媒介。在一些缺乏现代政治体系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全国性政党的软弱或缺乏，政治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对政治共同体的低度认同，伴随着软弱的“民主政权”上台的却是经济的衰退，政局的动荡，甚至国家的分裂，随后是军人干政或权威主义政体的崛起，民主化进程为之夭折。 要民主还是要经济发展：难以抉择 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政治参与的扩大，从总体上看会促进社会利益的公平分配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人们通过民主程序表达自己的愿望和需求，可以使当局制定的社会利益政策更符合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为经济的持久增长提供稳定的社会和经济环境。西方福利国家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民主化浪潮的推动下实现的，从而成为缓和阶级矛盾、巩固社会共同体的必要条件。经济增长是与社会的活力分不开的，民主化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表现为具有支持性的积极的政治输入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政策的力量，扩大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信息反馈，又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