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政治发展研究已经将近有半个世纪。在此期间，出现过学派层出不穷，著作汗牛充栋的繁荣景象。然而，这种景象很快就变成了困境。有人甚至宣称，政治发展研究已是奄奄一息了。于是，当代政治发展研究出现了一种向文化回归的趋向。这种趋向从最初的在政治发展领域内引入“文化”要素，到冷战结束后对西方价值形态的“再度造神”，一直延续到目前关于国际政治和东西方文明之间关系的大讨论，既深刻地反映了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变动对学科研究的重大影响，也在根本上体现了当代政治发展研究学科历史发展的轨迹。 一 早在本世纪80年代初，政治发展研究就出现了以引入“文化”要素来拓展和深化研究领域，亦即重新注重政治生活中的价值因素的研究取向。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P ·亨廷顿就是这个研究取向的最早的代表人物。他在与迈伦·韦纳合编的《了解政治发展》一文中就重点讨论了“关于发展的文化问题”。在沿用传统的政治或经济模式难以解释各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大差异之后，亨廷顿开始认为“关键性的独立变项是文化”（注：塞缪尔·亨廷顿：《发展的目标》，1987年（转引自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352页。）。但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 文化是一个不易处理的、错综复杂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个政治科学家手中的后备概念（residual category），所以使用起来比较容易。 一旦其他概念都不适用时，人们就会求助于它（注：类似的问题也曾出现在中国的学术界。在90年代初对中国现代化的研究中，一度兴起“文化”热潮，即对许多无法明确解释的问题全部笼统归结为“文化”。于是，有人戏称“文化”成为学术研究的“垃圾箱”，意指什么都能往里扔。）。亨廷顿列举出世界上主要的九个文化族群，并精辟地提出每一个文化族群是否都有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发展的目标模式这一问题（注：这和他5 年后引起广泛争议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的分类大致相同。）。他认为非西方世界的各个社会应该建立更适合各国自身文化的现代社会模式。他指出，以往公认的发展目标只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在其他文化中“可能得不到什么支持”，因而没有世界意义，也不存在先验的全球意义的发展目标。“建立更适合各国自身文化的现代伊斯兰社会模式、现代儒教社会模式或现代印度教社会模式的时机可能已经到了……第三世界在继续推进现代化的同时，也有一部分深深卷入并致力于一个非西方化的进程。”（注：塞缪尔·亨廷顿：《发展的目标》，1987年（转引自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350—357页。）亨廷顿这种相对主义文化观对于“西方中心论”的政治发展研究来说，确有一定的“反叛性”。但是，从总的倾向和此后的演变来看，他其实依然看重西方的文化或文明，并未给非西方的文明传统以同等的重要性。 尽管如此，当时政治发展研究的这种趋势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延续，亨廷顿的“文化”取向研究也到此嘎然而止。因为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依然是以意识形态冲突为主要基础，而且西方政治学研究主流观念从未受到过严峻的挑战，也根本没有意识到“文化”或“文明”因素的重要性，这就注定了“文化”作为研究取向在当时政治发展学科中只能昙花一现。 冷战结束以后，为当代世界提供统一规划的抱负似乎只能由西方文明来承担了。但是，为柏林墙倒塌而欢呼的声浪尚未消失，种族、性别、民族、国家、跨国资本、大众传媒、全球化等概念以密集的方式涌现出来并很快成为当代世界的关注中心。它们还经常伴随着对西方“倡议民主与自由主义为普遍价值，维持其军事优势与促进其经济利益的种种努力”的谴责。（注： Huntington, Samuel P.:"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72(1993):31）当代世界围绕这些问题而出现的文化、政治和经济诉求严重地冲击着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并且在全球范围内激发了以“寻求自主性”为标志的社会活动（包括民族主义、分离主义运动），进而导致了对现存政治制度和国际关系的严重质疑。刚刚为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失败而欢欣鼓舞的西方世界，不得不面对在“文化多元主义”笼罩下的另一种挑战。 与此同时，原有的理论学说已经逐渐丧失了解释新的世界关系的能力。在后冷战时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营的思维定势迅速被抛弃，三个世界模式、边缘与中心模式、移民理论、过剩与匮乏模式、消费与生产者模式等理论框架也不足以解释当代世界的复杂性。而文化多元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反对殖民主义遗产的斗争构成了当代世界论争的中心问题。一方面是各民族国家的经济和文化日益全球化，另一方面则是各种寻求自主性的社会运动的兴起。用哈贝马斯的话说，这些运动的集体政治目标“主要是从文化角度确定的，虽然其中不乏社会不平等、经济不平等以及政治依附性等问题。 ”（注： Jurgen Habermas:"Struggles for Recognition in the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 State",Multiculturalism: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Amy Gutmann,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p.116—117 ）它们把西方中心主义看作是殖民主义的当代延续。但这些社会运动并不是简单地反对西方文化霸权，而是以保存民族和文化差异性为根本目标。因此，阿帕杜莱概括说，“今天，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异质化的紧张关系。”（注：Arjun Appadurai:"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Public Culture, Vol.2,Spring 1990,p.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