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与内地的作家相比，台湾作家应当会感到寂寞一些。其实，台湾文学是很有成就的。在下半叶前三十年，台湾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一直处于相当兴盛的状况。上半叶中国的新诗运动在台湾得到继续，其形式、语言、技巧日益成熟，以至出现了一个包括痖弦、余光中、洛夫、郑愁予、杨牧、周梦蝶、罗门、商禽等在内的杰出的诗群。我曾表明过，从整体上说（不是指单个作家），本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最突出的两大成就，一是五六十年代（延伸到七十年代）的台湾诗歌；一是八十年代（延伸到九十年代）的中国内地小说。台湾的小说，就个体而言，白先勇的《台北人》，王祯和的《玫瑰玫瑰我爱你》，陈映真的《将军族》，李昂的《杀夫》，张大春的《四喜忧国》等都是杰作，但就整体来说，内地的八九十年代小说家因为经历了时代的大动荡、大折腾，展示的大爱大恨也更动人心魄，所以引起更大反响和更多的关注也是不奇怪的。而台湾诗歌总的来说却更有光彩，也就是比起内地诗群来说更有成就是因为他们具有两个明显的长处：一是诗中文化底蕴比内地强；二是汉语表达能力尤其是古汉语的修养与表现能力比内地强。这是我读两岸诗歌的总感觉，倘若要论证，则需要作学术论文。 我到瑞典的那一年，曾留心过台湾文学在瑞典的评介状况。一留心，便发现几乎是空白。除了有一小本商禽的诗集《冰冻的火炬》之外，看不到别的诗集。很明显，在九十年代之前，台湾文学是被瑞典汉学界和瑞典文学院忽略了。 但是，作为瑞典汉学界的泰斗式人物马悦然，他对台湾并没有偏见，顶多只能说顾此失彼，即顾了一头，台湾的另一头就忙不过来了。值得高兴的是，我到瑞典时情况已在变化，马悦然和他的学生们已开始在阅读台湾的诗歌。我和马悦然交谈了好几次，兴致很浓，谈得很热烈。我从马悦然的书架上借阅了余光中、痖弦、洛夫等诗人的诗集与诗论集，《痖弦自选集》、《痖弦诗集》以及痖弦的诗歌研究集《中国新诗研究》，我都是从马悦然那里借阅的，余光中、洛夫的几本诗集也是因为借阅的方便，才第一次认真地读。“写得真好！”读后我向马悦然衷心感叹，马悦然回答说：“他们都是非常杰出的诗人。”“你为什么不翻译？”“以后会译一些，不过有的诗很难译，比如余光中先生的诗，就很难译。像你的散文一样，真难译。”我告诉马悦然，我和余光中先生其实是同乡，他的老家永春县和我的老家南安县只隔几十里路。马悦然也觉得，台湾诗人的古典文学素养比内地的诗人高。内地的一些年轻诗人，古诗词读得不勤，甚至连三十年代李金发、徐志摩、闻一多的新诗也读得很少，创作全靠灵气与才气。我回美国后，特别是近两三年，马悦然对台湾诗歌更为关注，几次在电话上赞口不绝。他还告诉我，他已和奚密、向阳组成一个编译小组，开始翻译台湾诗选。并会分别用中文、英文、瑞典文在中国、美国、瑞典出版。这真是令人高兴的好消息。 香港文学同样也被忽略，在瑞典一年，我从未见到任何一部香港诗歌或小说的瑞典文译本。像金庸这样的小说大家，他的《雪山飞狐》和《鹿鼎记》英译本，也是近一两年我才看到的。今年我参加召集的《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者（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学者教授）多数都认为，金庸的贡献恰恰是把本属通俗文学范围的武侠小说提高到杰出严肃文学的水平。在会上，我提出一个论点，即本世纪的中国文学在世纪的前二十年发生分裂，之后便形成两大流向（两大实在），一是在“五四”命名并占文学舞台中心位置的“新文学”流向，这一流向的代表是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闻一多等；二是处于文坛边缘地位的“本土文学传统”流向，这一流向的代表是李伯元、鸳鸯蝴蝶派诸君、张恨水、张爱玲、金庸等。金庸是本土文学传统的集大成者。他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从而把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系统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金庸小说本不容易被学院派文学教授所接受，但它却以自己不平凡的艺术魅力和最广大读者的支持，逼使教授们不能不注意和研究，但因为它太畅销、读者覆盖面太大，而瑞典文学院向来不喜欢畅销书，所以反而不容易进入他们的视野。香港文学的另一极的代表，恐怕要算是西西了，在异常热闹的大繁华世界里，她却异常冷峻地看世态人生，这实属难得。不过，我也没有见过她的作品的瑞典文译本和英译本。 9 讨论起中国作家为什么在诺贝尔文学家庭中缺席的问题，总是争论不休。我曾听到几位朋友说，主要是语言障碍问题，也就是没有做好翻译的问题。 我并不认为这是最主要问题，但也确实是重要问题之一。瑞典文学院的十八名院士只有马悦然教授一个人可以直接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其他人都要借助翻译，这自然有个语言转换和转换中的障碍、误差甚至变质的问题。张承志有篇文章说：美文不可译。这在某种范围内是个真理，但不是绝对真理。我们读朱生豪、傅雷的中译本，仍然会觉得莎士比亚、罗曼·罗兰的作品美不胜收。可惜，不管是中国内地还是台湾、香港，把外国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译成中文而且译得相当漂亮的很多，而把汉语写作的本国文学作品译成外国文学的则很少，这一逆差非常明显。在我国的翻译史上，出现过英译中的，诸如朱生豪、傅雷等杰出的翻译大家，但缺少把中文翻译成英文的杰出人才。现在能把当代中文作品译成外国文字并保持原著文学水准的，几乎都是外籍翻译家（如马悦然、葛浩文等），国内办的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些中国小说，但在海外几乎没有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