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今纯文学期刊的发行状况普遍不景气，乃至某些曾经颇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不得不宣告停刊，而继续为纯文学办刊者，不能不硬着头皮在非文学氛围的侵扰中艰苦奋斗。与此同时，我又屡屡耳闻若干负有盛名、创作势头也正旺的作家，发出纯文学作品已不受青睐的慨叹。现象若此，纯文学果真不再受欢迎了吗？真的不被读者所需要了吗？亘古以来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文学宗脉，真的面临生命力的问题了吗？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怎样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寻求答案并探获出路？ 解决好“人学”本质的到位与确认问题 关于文学的本质问题，理解说法多矣。但有一点，恐怕是谁也不否认，谁都肯承认的，那便是：文学是人写的，写人的，人读的，也即源于人、用于人，以人为本的。如果从这一角度切入，把握并强化文学的“人学”本质，或许有助于在对文学的诸多理解分歧中寻取某种共识，进而有助于在共同的认识基础上形成促进文学发展的合力。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基点，我认为，要解除当前纯文学的困境，首要任务，是文学的自身解决好“人学”本质的切实到位及相应新格局被适应和确认的问题。 文学是人学，这里所说的“人”和“文学”，都是从整体和本源上说的。人是指类的人，是类人本性与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相融合的“社会化的类人”；文学是指属人的文学整体。因此，作为人学的文学，应该是“社会化的类人”之学；在自有阶级社会以来，到实现世界大同之前，则应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人民”文学。邓小平同志把“人民”强化为文艺的服务方向，视为文艺工作者的“母亲”，强调指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显然，纯文学创作，只有充分体现了出发点、贯穿线和终极目标都是“人”，都是“人民”的根本特征和艺术特性，实现了“人学”本质的切实到位，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的欢迎而永葆艺术青春。对此，可首先扣合“人写”、“写人”、“人读”三个要点，进行原则性的概略检视。“人写”的文学，是否是一个“自由自觉”的“人”，在确有所感、深有所悟并迸发出强烈的创作情感和欲望之时，自由驾驭生活历史规律和艺术规律创造出的成熟篇章。“写人”的文学，是否在广泛地深入地熟知和穿透性地理解、把握了无数个体、群体，及其相互关系构成的社会生活内容的基础上，经过艺术的提炼创造出了生动感人的文学形象；是否有血有肉活脱脱如生活中真人，或者虽属变形却与生活血脉相连，灵犀相通，从而更显集中透示和渲染情感意趣的艺术魅力。“人读”的文学，是否能因“人”引“人”，引发共鸣，在情感的震撼或润泽中获取知识和启示，享受审美的愉悦；是否能因“人”导“人”，带引读者在感同身受的沉醉中开启更为积极的思维，或填补、或拓展、或超越地再创造一个更见开宽而独特的艺术天地，获取既符合客观又满足主观的无可替代的审美领悟。总而言之，文学是否以艺术特有的方式和强烈的效果货真价实地显示出源于“人”，用于“人”，以“人”为本的本质属性。 回顾和反思文学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见出，凡属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作家、艺术家，凡属他们所创造的反映、抒写人民群众思想感情、愿望要求具有审美震撼力和感染力的精粹之作，在任何社会的任何历史阶段，都是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的，其中特别杰出者更具有传世的永恒价值，如此“人学”，从未有过什么“生命力”的问题。退而观之，有些作品，由于受制于种种局限，艺术水准尚达不到精粹或上乘境地，但它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联，借助艺术的特殊效果，传达和抒发了人民群众强烈的意愿和呼声，也曾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欢迎，有的甚至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这类作品，也许缺乏“永久”的艺术魅力，不能不说存在着缺憾，但它还是显示了相当的生命力，与遭冷漠、受冷落的状况毕竟是大相径庭的。还有一种情况，文艺受控于强权政治的淫威，文学被扭曲成纯粹政治斗争的工具。在政治高压和权力倾销之下，表面看来，某些“文学”出版物铺天盖地，热闹非凡。然而，由于其内在本质背离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愿，其虚饰兴旺掩盖的是对“人学”本质的亵渎和背叛，它逃不过人民大众的艺术慧眼，即便盛极一时，也终究难逃历史的惩罚。“文革”的教训可谓深矣！这类作品“生命力”的虚假性，从反面深刻地教育我们：背离人民，文学必定走向绝路；脱离人民，文学难免走歪路、弯路。新时期文学，是在彻底否定“文革”的罕见“颠倒”的条件下，高举“解放思想”的旗帜，立足于“改革开放”的特定背景上行进的。毫无疑问，从未有过的大好机遇，难得的积极性和探索创造精神，开创了新中国前所未有的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新局面，充满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新时期文学开始呈现出崭新的艺术格局。如同一切新事物问世，它必定既有势所难免的欠缺、不足和不完善的一面，又有需要人们改变观念以确认新状态的适应过程。作为新事物的欠缺、不足、不完善的突出表现，是在冲破“从属政治”的极左思潮和解脱种种禁锢的同时，也许是对以往“过度”的惩罚，或许是对矫枉必须“过正”的嘲弄，出现了诸如自觉不自觉地试图摆脱或远离政治，漠视或淡化反映现实生活和讴歌新人新事等等倾向；在艺术表现手法和形式上，或许是因为生吞活剥“舶来品”食而不化，或许是借鉴、探索尚欠功力，或许是着意标新刻意猎奇创作思想不端正，或许是脱离群众、闭门造车、自鸣清高、故作高深，如此等等，影响了作品的阅读、接受，不同程度地伤害了人民群众对文学作品的美好感情。这种消极作用，也许初始是一时一事的，少数局部的，但它具有社会性的影响特征，可能引发连锁性的渲染传播效果。与此同时，扎根源头活水、反映火热生活、表现人民大众意趣思情的，动人心魄、令人销魂，思想性、艺术性、娱乐性高度统一的力作精品，特别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和欣赏习惯的喜闻乐见的好作品，又不多见。这两方面因素并存的文学现状，在新时期特定的复杂因素综合作用下，其消极性乃至破坏性影响不容低估。而这种情况，一度曾演化为近乎思潮性和倾向性的特征，尤其值得重视。富于社会责任感和新时期的文学工作者，正在深入学习邓小平文艺理论和认真的回顾和反思中，总结并汲取经验教训，促进总体和本质上富有强盛生命力的新时期文学，沿着深化改革的艰巨历程，健康发展。同时，切切不能掩盖和忽视的另一面，则是本质上体现着新时代生命光彩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其多元并存、多样汇聚的崭新艺术格局产生形成的深远价值意义。诚然，它还很不成熟，甚至还在转化、过度中面临着“生命力”的严峻考验，正处于相当艰巨的特殊阶段。应该指出的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复杂而深刻的。当然内因是主要的，惟其如此，我们首先进行认真的反思。但也不宜低估传统的乃至陈旧保守的思维方式、审美模式，欣赏习惯对文学发展、对文学新格局的消极影响。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估价，不仅对新时期文学和文学新格局的看法和评价会失之公允，更会对纯文学的生命力和发展命运作出非科学的判断，那将造成人民和历史不能容许的大失误。毫无疑问，稚嫩的尚待完善的文学新格局，作为新的精神生产力的代表，它必将在趋向完善、实现“人学”本质到位势所必然地被逐步适应和确认的历史进程中，显示出体现其本色的无限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