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世纪中国的前40年，是一个大起大落的文化转型期。在这40年内，有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那就是文学语言的变化，它具体表现为两次“语言转向”：第一次是从文言到白话，白话从边缘进入中心。这一次转向肇始于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完成于“五四”的新文学革命。第二次是从“五四”式的白话到30年代的大众语。这次转向并没有最终完成，现实中并没有一种所谓的大众语。但是，提出大众语有特殊的历史契机，而且“大众语”在当时及以后的历史文本中获得了某种提升。不过，本文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描述语言转向史。任何人文科学的研究都关注着人的生存状态，认识人类自身“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注：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描述语言转向史无疑也能显示人的生存状态，即使不是全体，也可能是某个侧面；即使不是深度揭示，也可能是表层显露。在古希腊，人被定义为会说话的动物。海德格尔把这一定义称为人的“殊荣”和“困境”。但是，对于在世的常态人们来说，最重要的并不在于是不是言说者，而在于怎样言说。这样，我们就必须把上述语言转向史的描述在生存论上转变为对言说方式嬗变的深度阐释，也就是对话语模式嬗变的深度阐释。 “话语”在语言学上指一个比语句或命题更广泛的意义单位，在文艺批评中又可指“文本”。然而，“话语”一词已经超越了语言学和文艺批评的范畴，已经不是语言、言语和文本所能规范住的。但是，它又始终关涉着语言、言语和文本。话语暗示了一种对话形式：一个说者和一个听者，即一个话语主体和一个话语客体。话语表达了话语主体的意愿，这种意愿同时也渗透了话语主体的权力意向。权力意向恰恰是从话语所积淀的历史文化中获得了支撑。因此，话语勾连了历史文化与话语实践的当下情景，在这个意义上，话语超越了时空而获得了形而上学的意义。 话语模式概括了特定历史时期内某种话语的整体特征。话语模式既是一种言说方式，又是一种生存方式。它是言说者采用一定的言语方式观照世界和表达自我的方式。人一旦言说，他的生存状态就被定格。本文意在把描述语言的变化转化为阐释话语模式的嬗变过程。但是，话语模式的嬗变是随着语言转向完成的。因此，描述一种话语模式，就必然少不了对语言层面的分析。 文言话语：权威与沉沦 本文有一个前提：中国自春秋至晚清的中心话语是文言话语，这点将在下文有所说明。晚清出现了一个声势不小的白话文运动，除了白话丛书之外，白话报刊就有136 家之多（注：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3页。）。 晚清由于报刊事业和翻译事业的发展，异域语码和编码规则冲击着文言和白话。然而，白话文的兴起和异域语码的引入对文言话语到底有多大的冲击力呢？ 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惨败最终摧毁了中国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形象，致使晚清知识者转而向东夷小国学习政治体制的改革。百日维新的夭折宣告晚清知识者如康有为等人政治表达方式的失败，同时也给晚清知识者一个认识自身价值与选择言说方式的历史空隙。然而晚清知识者却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仍是通过迅速地解读日本的历史文本来获得自身表达的全部要素，具体表现在：开报馆，兴小说，倡白话（注：开报馆始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但作为“开通民智”之用主要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提出的。）。 黄遵宪在1887年撰写《日本国志文学志》时，敏锐感悟到日本明治维新中语言改革的益处，他从文学角度提出了言文一致的主张（注：黄遵宪：《日本国志文学志》，《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2期。）。 十年后，裘可桴斗胆宣言“崇白话而废文言”，指出：“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注：裘可桴：《论白话为维新之本》，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第403 页。）这样，他把话一民一国连结在一起，把中国人的生存基点归到白话。他的主张得到了陈荣衮的响应。陈氏认为不改文言为俗语，“黄种”不久就会变为“黑种”（注：陈荣衮：《俗话说》，《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2期。）。 他在《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一文中写道：“大抵今日变法，以开民智为先。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不改文言，则四万九千九百万之人日居于黑暗世界中，是谓陆沉。若改文言，则四万九千九百万之人，日嬉游于琉璃世界中，是谓不夜。”（注：陈荣衮：《论报章宜改用浅说》，《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2期。 ）文言存否表示了不同的生存状态：“陆沉”与“不夜”。在这种似乎带有叛逆性的提倡之下，一批知识者如林白水、陈独秀、胡适等，都办了白话报刊。从国外的东京、巴黎，到中国沿海的上海、广州等地，再到内地的西藏、伊犁，不时有白话报刊问世，似有铺天盖地、席卷神州之势。 但在大部分晚清知识者看来，白话仅仅是开通民智的工具。白话和文言被晚清知识者作了异置处理：二者同存，形成了井水不犯河水之势，实际上却隐含着文言的优势。晚清知识者认为白话文是写给下等人看的，开民智是开通下等人之智。言外之意，文言是写给上等人看的。胡适认为这时的白话是写给“小百姓”看的（注：胡适：《胡适文集·语言论文集》，第307页。）； 周作人指出晚清知识者采用了“二元论”看法：古文为“老爷”用的，白话为“听差”用的（注：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5页。）。因此，白话仅仅处在边缘地域，在“江湖之远”打打边鼓，还未达到“庙堂之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