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们今天所谓的中国或西方文学理论，就其学术思想构成来说大致有两种存在形态。第一种是哲学家从各自哲学思想出发对文学和与文学相通的审美现象所作的理性概括，可称为艺术哲学，哲学与文论运思方式一致，颇具抽象性与个体性。西方的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克罗齐、海德格尔、阿多诺等，中国古代的老庄、孔孟、朱熹、叶燮、王国维等的文论即属于此类；第二种姑且称为诗学，它依托于文本分析，是批评家或文学史家把文学看作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所形成的较为单纯的关于文学的知识系统。西方历来就存在着所谓范本与规则诗学，它致力于确定范本，总结经验，提取规则。亚里士多德、贺拉斯、布瓦洛、戈特雪德、施泰格尔等的文论可作为代表，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和英美新批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个路数，中国古代的大量诗论、文论亦可作如是观。此派文学理论由于和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关系特别紧密，在西方有时干脆被称为“文学科学”或“文学批评”。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和弗莱《批评的解剖》就直接以“批评”为各自的文论著作命名。中国钟嵘的《诗品》、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等情况与之相近似。 从著作史角度看，根据现有材料，俄国形式主义者托马舍夫斯基的《文学理论》（1925）是现代较早用“文学理论”的名称指称原属于诗学范围的关于文学的原理、范畴和判断标准等问题的研究著作，而广为流传的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1942）则视“文学理论”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工具”，“一个不断发展的知识、识见和判断的体系”（注：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6页。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 年版。），算得上现代诗学理论的佼佼者。饶有兴味的是，略早于该书的柯林伍德的《艺术原理》（1938）也差不多用同样的名称称呼其艺术哲学著作。最近几十年西方诗学和艺术哲学两大文学理论形态在相互靠拢。艺术哲学渐渐淡化纯理性思辨，开始注重从当代艺术的运行实际中概括出关于艺术的一般理论，如迪基的“惯例”论；与此相对应，诗学则从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成就中不断获得新的发展契机，比如近年来欧美流行的所谓文化批评，一面与比较文学、文学史、文学批评融为一体，一面又呈现出与哲学、历史、心理、政治、社会、文化等人文社会学科和各种边缘化社会运动合流的趋势，就其泛文化文本分析的操作方式看，可视为艺术哲学与诗学理论的某种结合形态，如新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理论等。 由此可见，文学理论有两条基本的知识形成路径，即：依托于多样哲学思维的自上而下的哲学——艺术哲学，和受益于文本分析的自下而上的文学诗学——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大体说来，在古代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文学理论的主导形态是艺术哲学，而在现代西方诗学理论则居于压倒优势。 或许是基于文学理论对文本分析或哲学思维的依赖性，西方迄今没有独立的“文艺学”或“文学理论”专业甚至学科，在我们看来的所谓文学理论，被置于比较文学、文学史或哲学专业进行研究。应该说，这样做体现了文学理论对上述学科的整合特征，也有利于文学理论内部的良性分化。 2.我国当代的文学理论，一般笼统地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它的基本理论构架来自苏联，其主要理论资源是列宁的意识形态—反映论、马恩和近代欧洲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以及后人的阐释。应当说，进入八九十年代之后，伴随着西方现代文论的引进，当代文论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不但某些原有问题的探讨有所推进，还开拓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尤其在文学批评方面思维与范式均有较大的进展。但若从学科建设的宏观角度着眼，当代文论的总体思维模式和理论格局并没有大的改变：单一的哲学思维和审美规范削弱了文学观念的丰富性和切入问题的方法论的独特性；匮乏的文本分析造成理论、批评、创作和文学史研究的多维断裂，使当代文论难以形成有效的话语运作规则和知识构建方式；文学理论著作反复出现无个性的结构性雷同，缺乏知识增长性。 当代文论的存在形态类似艺术哲学，却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哲学：它是从一个统一的形而上的预设前提——列宁的意识形态—反映论出发推演出关于文学的全面的理论体系。列宁把在马、恩那里原本作为否定性概念使用的意识形态（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改变为一个描述性的中性概念，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对立，强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必须从外部灌输到工人阶级队伍中去。列宁还着重申明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映物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是唯物、唯心两大哲学派别斗争无产阶级党性的表现；他并要求艺术家了解正在发生的革命，正视革命进程提出的历史的任务，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注：参见列宁《怎么办》、《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等文。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第196页，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关于列宁意识形态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异同还可参阅俞吾金《意识形态论》第四章与第七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这样，唯物的哲学反映论、无产阶级的社会政治革命学说、现实主义的美学规范和意识形态理论便达到了一致。列宁的上述理论奠定了苏联文学理论的主体框架。我国通用的教科书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就体现了上述四个方面的统一，颇能代表当代文论的思维理路。首先，它从艺术是用艺术形象反映现实的思想形式的意识形态属性出发，引申出文学的阶级性、党性、文学的上层建筑属性，文学对政治的依存性、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其次从哲学认识论的反映论入手，认为“创作过程是对生活的艺术的认识并表现的过程”（注：蔡仪主编《文学概论》第216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从而作出文学理论是研究文学中如何反映现实的科学的学科定位，由此铺陈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正统性和文学的形象性、真实性、典型性。后者又通过意识形态的个体化形式——世界观对生活对象选择与描写的决定性（“进步的思想立场和世界观使作家能够正确地认识现实生活，也就能够在作品中真实地描写现实生活”（注：蔡仪主编《文学概论》第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与形象性——认识性、真实性——社会本质真实、典型性——社会集团特征的推论思路铆合起来，指向文学的意识形态—反映论本质。这种思维方式和论证框架至今还有很大影响：以意识形态—反映论为哲学依据、以现实主义美学规范为理论构架的文学理论仍然是当代文学理论的主要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