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本体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

——二十世纪中国典型理论影响研究

作 者:
傅莹 

作者简介:
傅莹 暨南大学中文系

原文出处:
文艺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9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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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问题是中国20世纪现实主义艺术论的基本与核心范畴,也是我国美学界和文艺理论界长期争论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从30年代初到80年代初的半个多世纪中,塑造典型成为文学的首要任务,典型化程度也是衡量作品艺术成就高低的一个重要尺度。自它译介以来,就不断引起广泛的论争和探讨。典型理论是正宗“舶来品”,而非中国国货。但它并不象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在西方文论中占据不可动摇的中心位置,甚至在多种当代西方文学词典中,也没有出现“典型”范畴。把典型作为西方自柏拉图以来就已产生并存在的美学或文论范畴,也许根本就是我们的主观臆想。而比较文学中将它与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某些范畴作平行比较研究(如与意境比较),还可以对其理论前提进行重新论证和思考。我们毋宁把它还原为人物性格塑造理论,也许更符合西方文学及文论发展的历史。这样说,并不是否认西方文论家们曾使用过“典型”一词,它甚至在19世纪欧洲的许多作家和文论家的笔下频繁出现,有的还进行深刻而系统的理论阐述,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始人,更是作出具有历史突破性的发展,成为一家之言。关键的问题是它在西方产生的背景及发展轨迹如何?它的内涵和外延怎样?在东渐的过程中怎么改变其原有的性质,演化为一种与政治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文化现象的。它为什么会被置于中国文坛的高山之巅,成为人们遵从、迷信的文学神像?80年代初,中国文坛就典型理论展开过一些讨论,之后并未进行深入的疏理和总结。典型理论传到中国之时就带有理论倾斜与偏差,之后更是从本体的讨论滑向政治意识形态的表述。为什么引起误读与偏差,如何造成这一特殊的接受史,它对中国文学发展带来了怎样的经验和教训等问题,这,既是马列文论的重要课题,也是比较文学范畴研究中应给与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一、作为美学范畴的“典型理论”

      1.19世纪以前西方关于“典型”理论的探讨

      在当代西方(前苏联除外)文艺学辞典中,几未见将“典型”作为文艺学的专门术语的,如M.H.艾伯拉姆的《简明外国文学词典》就没有Type这一词条,19世纪以前的西方文论中,“典型”一词不常出现,它有较明确的涵义,还未被无限制地膨胀和扩展其涵义,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在文论和美学理论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位置。当然,西方叙事文学创作传统源远流长,叙事理论尤其是人物性格塑造理论一直是文论家关注和阐述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它是在何程度上、何种意义上被讨论的,我们可以作一个简单的还原和回顾。

      最早提及典型一词的是古希腊的柏拉图,他在《理想国》第五章中运用过“人像的典型”一词,特指画家所画的完美的理念中的形象。但他没有将这一概念加以特别的强调,更未作理论上的探讨。亚里斯多德在《诗学》第9章中论及诗与历史之差异的观点,15章和25 章中论述刻划人物性格的观点,历来被大多数学者引用为典型理论的最初的描述。实际上,亚里斯多德并未直接提出艺术“典型”的概念。“罗马时代以后,一直到18世纪启蒙运动以前,文艺创作上虽然也出现过不少优秀的典型形象,但理论上却基本上是类型说或定型说占据上风”(注:蒋孔阳:《形象与典型》第157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物性格理论都局限于类型说,几乎不提典型一词,故这里不予详细陈述和讨论。到了18世纪,则有许多文论家在他们的文论中都提及典型一词,如莱辛在《汉堡剧评》第24章说“高乃依所塑造的伊丽莎白的性格是历史上伊丽莎白的真实的艺术典型。”此处典型仍可作一般意义上的人物形象来理解(注:《西方文论选》上卷第426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博马舍在《论严肃戏剧》中也说,“因为剧作家使观众发笑的仅仅是腐儒、笨蛋、卖俏女子、虚伪之辈、傻子、傀儡那样一些典型”。这里典型的意思是指轻松喜剧中的类型样人物(注:《西方文论选》上卷第40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在18世纪文论家笔下,典型被提及,其意义基本上是指人物形象,尤其带有普遍特征的人物形象。在文论中出现的频率也不高。

      自古希腊以来,欧洲早期的叙事文学基本上以故事、事件为主要叙述对象,追求故事的完整统一、曲折动人。而对人物的描绘和刻划则在其次。18世纪启蒙运动之后,对人自身及其价值的认识发生了一次飞跃。随之而来艺术上也开始转向以人物性格为主要关注对象。历史跨入19世纪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的巨大变革,文艺创作所关注的对象及文艺观念随之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发展及突破

      到了19世纪,典型一词在文论中被广泛和普遍地使用,典型的涵义也逐渐得到详细和深入的讨论。1827年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中多次运用典型一词,主要代指崇高完美的悲剧人物和代表人性缺点及丑恶的下层人物(注:《西方文论选》上卷第184、187、188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1842年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也数次用到典型人物这一术语,如“最出名的讲故事的人也不过使用了他们的才华来塑造一两个典型人物,描绘生活的一个面貌”(注:《西方文论选》上卷第16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特点揉成典型人物”(注:《西方文论选》上卷第 16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不仅仅是人物,就是生活上的主要事件,也要用典型表达出来。有在形形式式的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处境,有典型的阶段,而这就是我刻意追求的一种准确。”在这里典型含有具普遍特征的客观的意思。但所指的就不仅仅是人物性格,所涉及的范围更为宽泛。此时文论家们虽未就典型的涵义作更多的说明,但运用的次数明显增多,意思也更为明确,这是不争的事实。俄国的美学家别林斯基对典型的理解和探讨有较大发展,1835年他认为典型性是作者独创风格的标志,而典型人物是“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注:《西方文论选》上卷第37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1839 年更是强调“典型化是创作的基本法则,没有典型化,就没有创作。他是欧洲美学史上第一个把典型看作文学创作规律的人。别林斯基的贡献在于:他首先强调艺术、尤其是典型人物的个性、特殊性,其典型就是熟识的陌生人的说法,强调的是艺术通过独特、个别和偶然性表现普遍、一般和必然。也就是“变成个别现象之后又回到普遍性上来”(注:《西方文论选》上卷第37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其次, 他所强调的普遍性不是传统意义上量的概括,而是质的必然。“明显的典型性就在于此:诗人从所描绘的人物身上提取最鲜明最本质的特性,剔除一切对烘托人物性格没有帮助的偶然的东西”(注:《别林斯基论文学》第124页,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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