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思潮的界说在学术研究界是个有争议的不确定的概念，这既标明研究者的思维活跃，又说明文学思潮的复杂性与奥妙性；然而这并非说对文学思潮的理解就没有大致趋同的看法。一般认为，文学思潮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文艺理论家或作家们于相同或相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美学观指导下所形成的文学潮流，它灌注并体现于文学运动形态、文学理论形态和文学创作形态。近20年来对于我国新文学思潮的研究比任何历史阶段都活跃，发表了大量论文也出版了不少专著。尽管它们把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研究在总体上推到一个新的层次，在评价上为不少文学思潮“翻了案”或纠正了偏颇，甚至发掘了一些新思潮并作出新判断，在研究方法上也一反庸俗社会学和机械论而选用了新思维新角度，进一步拓展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但是这些论著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复杂性、错综性、汇融性、互动性、互补性、共振性、互渗性等特征的研究尚待深入，就是对新文学思潮的考察角度或归类标准也显得单一化、雷同化。本文无意对已有新文学思潮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具体的评述，只想就文学思潮观照的视角、归类的标准以及如何深化文学思潮研究表述己见。 一 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类似一个网状结构又象一座立体交叉桥，这是我们对其整体审视所获得的认识；但要对每种文学思潮从网状结构离析出来进行分解性的阐释，则必须选取特定的角度或特定的标准把文学思潮划归各种类型或不同形态，然后或将不同形态文学思潮遵循一定的逻辑关系排列组合在同一框架中，或只就某一形态文学思潮，进行多维度的集中透析。由于新文学思潮形态的多样化、无序化和模糊化，在归纳类型或划定形态进行研究时，常常出现两种景况：一是不论采取何种尺度或选择哪种视角，总会剩下一些文学思潮难以确定类型划归形态，似乎归到哪种形态都可以却并不准确，戴上什么类型的帽子都可以却并不合适；一是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尺度对中国新文学思潮的总体可以作出形态多样的归类，即使某一种文学思潮也能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作出不同的归类，这既是文学思潮研究的必要前提也是文学思潮值得深入研究的诱人之处。 比较常见的是从创作方法的角度以创作原则为标准，通过对文学运动形态、理论形态和创作形态的考察与剖析，将近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归纳为三大类型或四大类型或五大类型，相当多的文学思潮史著作或学术研究论文都是以这种归类来建构逻辑框架的。所谓三大类型即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而这三大思潮各自又可以分成若干子类型。现实主义在近百年文学思潮中始终占居主导地位，这既是历史的客观规定又有人为的泛化因素，把一些本不属于现实主义范畴的文学思潮也硬戴上现实主义帽子，出现了各种牌号的现实主义，如晚清文学、新时期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风行的批判现实主义思潮，五四文学流行的为人生现实主义思潮，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以革命现实主义思潮为霸主，七月派曾鼓荡心理现实主义思潮，80年代中期后又兴起新写实文学思潮，到了90年代提出重构现实主义，等等。浪漫主义在近百年文学思潮的流变中虽然没有现实主义那么得宠，但也不像有的研究者所认为的只有五四时期的瞬间辉煌。实际上，作为方法论意义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断断续续地流贯于20世纪文学的全过程，“五四”前后既有激进型的浪漫主义，又有感伤型的浪漫主义，30年代既有革命型的浪漫主义又有温情型的浪漫主义，40年代既有理想型的浪漫主义又有神秘型的浪漫主义，50年代后期还有狂想型的浪漫主义，新时期既有激情型浪漫主义又有感伤型浪漫主义也有理想型浪漫主义，等等。虽然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绵延不绝，但真正形成巨大文学潮流，能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构成对峙互补之势的历史区段并不多。现代主义在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演进中，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总是扮演着陪衬或被挤压的角色，挺不起腰杆，缺乏独立地位，不是被现实主义挤到边缘就是被浪漫主义所吞噬，直到新时期后半段几经周折才取得了合法独立的位置；作为一种独立形态的文学思潮，从方法论的视点观之，现代主义的子孙们很多，大都在20世纪中国文坛上露过面也留下了印痕，甚至在某些特定区段聚成文学潮流，如五四时期至30年代在小说、戏剧领域的表现主义思潮，从20年代到30年代在诗歌园地里兴起的象征主义思潮，40年代和80年代在文学领地蔓延的存在主义思潮，新时期以来不断增强的花样翻新的现代主义思潮等。这三大形态的文学思潮相激相荡、互相变奏，作为内驱力推动着中国新文学沿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作为精神支柱撑起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厦，所以大多数文学思潮研究者把考察的重点和探讨的对象都集中在这三大类型的新文学思潮上。所谓新文学思潮的四大类型，除了上述三大文学思潮外，还有古典主义文学思潮；这类文学思潮既有对我国传统古典主义的承续或改制又有对西欧古典主义和白壁德新古典主义的借鉴，五四时期的学术派、20年代的新月派、30年代的京派等，都深受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渗透与影响，承认并研讨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有利于揭示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深层联系，有利于展示近百年中国文学的多元化格局，有利于探索中国新文学民族化的规律。所谓把近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划归五大类型，除上述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古典主义四大形态文学思潮，加之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它已成为90年代以来学术界探讨的热门话题；不过后现代主义远远超越了创作方法意义上的文学思潮，而逐步成了在各个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文化思潮。虽然中国学术界对它的介绍或研究的历史并不长，而且众说纷纭，但是它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却方兴未艾，也许21世纪它将以挑战的姿态进入我们的研究视域。学界将近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归为五大类型，旨在研究它们各自的理论特征和实践功能，以及它们在建构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形态和民族形态过程中所发挥的共同作用和各自不可取代的特殊作用。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诸思潮是探讨的热门话题，研究成果较多，整体学术水平较高，而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相对来说就不是太景气，见到的学术成果也没有多大的突破和创意。 学术研究主体总是在探新路出新招，不断把学术研究推向前进，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基准线上，所以创新意识是人文科学研究保持恒久活力的内在机制。近几年来对于百年中国文学思潮研究卓有成效的是从文化学的角度进行归类和阐释。大致把新文学思潮的文化内涵划归这样几种类型：或曰人文主义文学思潮（即启蒙主义文学思潮），而这种人文主义思潮既包含以个人为本位的人文主义又包括泛爱众的人文主义，前者主要体现于五四文学和新时期前期文学，而后者则渗透在近百年所有的新文学中，故有的研究者认为各种牌号的人道主义不仅是各种文学观念的思想基础，也是各类文学创作的内在灵魂，这种人文型文学思潮具有普泛性与内在性的特点。或曰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它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近百年来根据“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社会主题赋予了民族主义以新的内涵，但在文化层面上仍承续了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这不能不带来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复杂性。具体来说，既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又有开放的民族主义，前者如辛亥革命时期尊汉排满的文学思潮，后者如五四时期的民族自省意识或民族反思意识及反帝爱国主题，都体现了现代型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这种思潮蔓延至抗战时期形成高潮，演化为独特的战争文化思潮，出现了一代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战争文学；如果从政治上看既有反动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又有进步的民族文学思潮，前者的突出代表是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后者主要体现于40年代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讨论、抗战时期的救亡文学潮流乃至新时期的寻根文学思潮等。或曰大众文学思潮，它与百年大众文化思潮处于同构同源，也是近几年研究的热点，不过对大众文学思潮的探讨并不深入而且分岐较大。或曰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它的内涵极为丰富也相当复杂，虽然对其研究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但主要停留于“拨乱反正”的层面上，尚未从学理上或实践上充分而深入地展开。这里拟从文化学的角度，郑重对大众文学思潮的研究加以拓展。 二 对我们来说，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这个提法并不陌生，从普泛意义上观照整个中国近百年文学都受到大众文化思潮的渗透或冲击，不同程度上具有大众化倾向，这是它区别于传统古典文学贵族化指向的重要特征；然而目前学术界所研讨的却不是泛化的大众文学思潮，而是有具体规范性的，即使这种有一定范围规定的大众文学思潮，研究者也是各持已见，难以达成共识。在我看来，三、四十年代文学史出现的“大众文艺论争”或“文艺大众化”运动所激荡起的大众文学思潮，与民国初年兴起的大众文学思潮和新时期掀动的方兴未艾的大众文学思潮，虽然都冠上“大众”的帽子，但其文化实质却大不相同。以发展的观点来看，并不存在普遍的、超历史的、超文化的、固定不变的抽象概念，对任何概念都可以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和人们认识已达到的新高度作出现代的解释，因而概念的重要价值不在于对已经死去的历史能够进行正确的勾勒和表述，而在于它对未来的历史确实可以起到一种启示、召唤和描述、阐释的作用；更何况脱离了特定的文化语境，概念的错对是很难判断的。对于“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概念涵义的阐释也应如是观，不能用一个现成的公认的抽象说法硬套上去，也不能脱离彼时的文化语境随意发挥，必须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作出既是历史的又是现代的界说，应有新的发现新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