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9)04-0069-09 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是一种既杂糅了形式主义、后结构主义、历史相对主义等学说的理论成果，同时又作为它们的挑战者姿态出现的文化理论与批评方法。1982年，美国学者斯蒂芬·格林布莱特(Stephen Greenblatt)在为《体裁》(Genre)杂志撰文时首先使用了这一术语，其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派别。新历史主义主张“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关注文化赖以生存的历史语境，要求对历史文本进行重新阐释和政治解读。新历史主义之“新”，在于它是一种将历史文本化，用文化阐释的方式解读历史的理论，它关注的重心不再是由实在事件构成的“历史”，而是由话语符号构成的文本和贯穿于文本之中的“文化”，因而对其更为准确的描述应是“历史文化主义”。新历史主义有意打通学科壁垒，将文学放回其他文化形式和实践活动中去研究，从诞生之日起，这一理论就在文学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实践中获得了巨大的反响，它既颠覆性地批判了形式主义与旧历史主义设下的理论迷障，进行了学术的纠偏与改造，又因其理论的杂糅性和不彻底性使其自身存在着深刻的悖论与矛盾。虽然这一热潮正在过去，但它播撒于文学研究的影响并未消失，而是留下了深刻的“新历史精神”的烙印。 热潮沉寂之后的冷静反思也许会带给我们许多启示。本文试图从新历史主义关于“历史是什么”、“历史如何形成”以及“应该形成什么样的历史”等根本问题的批评实践及其庞杂的理论旨趣中，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考察它对文学理论研究，尤其是对文学理论的反思所产生的启发与影响，进而给我们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问题与方向提供思考的路径。 一、以历史文本化反思语言的透明性 文学研究曾一度认为，历史维度相对于文本形式而言是一种纯然外在的视角，因此，20世纪以来，新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都反对历史作为一种外在性要素对文本自律性的干扰。不过，拒绝历史，不讨论历史，并非解决了历史的外在性问题，历史即便在一些研究中被排斥在外，但当文本自律性的理论路径遭遇困境时，历史的外在性幽灵便又重新回到理论之中。然而，正是在新历史主义者这里，通过将语言哲学中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历史话语中，并借助语言哲学的话语理论来分析历史的性质，外在性研究最主要的理论阵地开始真正被动摇。历史的话语化、文本化、阐释化、学科化思路既受到文学理论的深刻影响同时也给文学理论研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福克斯-杰诺韦塞就认为“‘新历史主义’乃是一种采用人类学的‘厚描’方法(thick description)的历史学和一种旨在探寻其自身的可能意义的文学理论的混合产物，其中融汇了泛文化研究中的多种相互趋同然而又相互冲突的潮流”①。 首先，历史的文本化、话语化，建立起历史写作与文学理论的密切关系。在新历史主义看来，历史首先应该被理解为“历史话语”。历史是被写出来的，“历史首先是一种言语的人工制品，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运用的产物”②。以往的历史理论把“事件”与“事实”相混淆，然而，“事件是实际发生的，而事实则是被语言描述所建造的”③。新历史主义这种将历史界定为一种特定语境下的叙事结构而非一种纯然客观的文本的理论，其中显示出它与语言哲学、结构主义的亲缘关系。从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兴起的那种文本批评方法，需要论者首先承认“任何观察者必定从他的观察中创造出某种东西。因此，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之间的关系就显得至关重要。这种关系成了唯一能被观察到的东西……因此可以说，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构造，然后又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④简言之，对于人来说没有自在的世界，只有为人而存在的世界。“这是一个关于符号的世界，而不是经验的世界。”⑤ 新历史主义者们并不反对历史事件的客观存在，他们只是认为“历史”首先是一种“写作”，或者说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联系。历史是一种话语叙述，一种“写作”，一种叙事，历史“事件”只是这种叙事的素材而已，并不是历史本身。过去发生的事件、人物、结构和过程，并非因为它们具有“过去”这一属性所以就是历史的，而“只是就它们被表现为历史所特有的那一类写作题材而言，它们才成为历史的”⑥。这种关于事件历史性的看法，取消了事件本身独立的历史意义，它必须被编织进文本叙事之网中才能生成其历史意义与价值。历史叙事所生成的文本结构并不是所谓“秉笔直书”、客观记录，它有着自己的语言规则和叙事逻辑，因而“一部历史不是试图与它谈论的对象达到相似的一幅图画，或‘被某些翻译规则缚着在过去之上’的一种模式，而是‘为了显示过去的一部分而特别建立的复杂的语言结构”’⑦。新历史主义具有明显的反实证主义的特征，其历史书写与文学虚构有了惊人的相似性，因此，它特别关注文学理论在历史写作中的作用，“所以文学理论不仅和历史编撰学而且特别和历史哲学有关系”⑧。文学理论中所包含的关于情节、结构、叙事策略以及比喻、象征等语言修辞，本来生成发展于虚构文本的各种形式与内容要素，在历史文本化、话语化的过程中显示出强大的创造力。也就是说，历史事件被作为叙事素材，对于历史叙事而言，一如对于历史文学，说什么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却在于怎么说。这就是新历史主义者海登·怀特所做的归纳：“就我对这种理论的理解而言，新历史主义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文化诗学’的观点，并进而提出一种‘历史诗学’的观点”⑨。因此，海登·怀特特别强调历史写作与文学理论之间的密切联系：“正因为历史话语运用了文学虚构作品中以最纯粹的形式出现的意义—生产(meaning—production)结构，现代文学理论尤其是它与转义论的话言、话语和文本性概念相一致的那些观点就和当代历史写作理论发生了直接关系”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