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几年中国的文艺理论讨论中，由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反感而引起了对二元对立思想方法的批判。的确，在一个阶段里，有人曲解了辩证法的矛盾对立学说，把矛盾对立双方绝对化的“非此即彼”，把人简单地分为革命和反革命，把文学史简单地归结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把作品简单地看作不是“香花”就是“毒草”，把理论看作不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资产阶级的等。在文艺界，从创作到理论都批“中间人物论”。这些观点曾经给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和文艺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对这种观点进行批判是完全应该的。恩格斯说过：“‘非此即彼’是愈来愈不够了”。“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35页）这一真正的辩证法思想说明了批判简单两点论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然而，我们发现，有人在批判这种机械的形而上学观点的同时，在回顾中国近百年的文论史时，却又重复了简单机械论的错误，把中国的文论表述分为“革命叙述”和“审美叙述”，认为前者始于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思维模式是从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去思考思想文化革命，再思考文学艺术革命。由“文学革命”而至于“革命文学”，并成为五四以来中国左翼文论的元叙述，什么“进步的”、“人民的”、“劳苦大众的”、“无产阶级的”，都由此而生。后者始于王国维，他受康德和叔本华的影响，推崇纯文学具有“神圣之位置与独立之价值”，批评政治功利倾向，强调文学本质上是审美的、独立的、无外在目的、有自身规律。我以为，这种从总体上所作的概括，即使稍有偏颇，也不失为一家之言。问题在于，他们在作出这种概括之后，又认为这两种文论叙述是“水火不容”的：“审美文论”强调文艺自由，“革命文论”限制文艺自由，并得出结论：“九十年代前的中国现代文论史就是一部限制与反限制的历史”。（余虹《对二十世纪中国文论叙述的反思》）这种概括性的回顾等于否定了五四以来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否定了文艺冠以“进步的”、“人民的”、“劳苦大众的”、“无产阶级的”种种提法，而且不承认两种文论叙述的互补性和互通性。这显然是缺乏科学性的。 “革命”和“审美”都与文艺价值观有密切关系。我们不能不为之一辩。 价值是客观事物对人类的有用性，它以人为主体。谈论价值就不能离开人，不同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单就中国20世纪的文艺价值观而言，就不能不顾及本世纪中国人的处境，即此时的中国历史。因为任何文学艺术都是历史的产物，离开一定的历史背景去谈论文学艺术就无所依据。 中国是在义和团运动反抗帝国主义的呐喊声中和八国联军对中国人民的屠杀中进入20世纪的。当时的中国人民正处在深重的灾难中，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企图正在变为现实，民族存亡危在旦夕。一切有良心的中国人，无不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忧心，爱国的知识分子都在向西方寻求救国的道理。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实业救国论、学术救国论、文艺救国论以及中西学术体用之争，都未能改变中国的面貌。由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中国人民不得不选择了新的革命道路。先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以后又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成了新中国。 应该说，在上个世纪之末，面对危亡的国家形势，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对国家前途之关心是一致的。年轻的、初出家门的王国维也曾在改良派报纸《时务报》当过书记、校对，接受了新思潮的影响，对时局十分关心，主张学习西方以图存。1898年3月1日在给许同蔺的信中就敏锐地看到：“各国兵舰云集于太平洋，其意实为叵测”。对于传言说“二年后日本不准再译西书”一说表示怀疑：“此事恐未必确”，怕的是有人以此为据拒绝学习西方，指出：“若禁中国译西书，则生命已绝，将万世为奴矣。”（《王国维全集》（书信）第2-3页）一片爱国主义拳拳之心，溢于言表。在此情形下，对文学的看法也不会有大的不同。后来王国维在罗振玉的影响下成为封建遗老，王、梁二人的政治观点开始相左，对文学的看法也有了区别。作为改良主义政治家的梁启超，着重从政治的角度去看文学；成了封建遗老的王国维则更重于学术，接受了康德、叔本华的哲学、美学思想，鼓吹起了非功利主义的文学主张。我这样说，决非贬低王国维的文艺思想，王国维的文艺理论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过去说“他提出的距离美学、超功利主义、文艺起源于游戏等，都反映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美学思想与文艺思想”（《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第885页），抹煞了其中的真理因素，是有失公允的。但把它提到至高无上的高度，认为只有这种说法才正确，就又有失偏颇。 实事求是地说，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确存在着革命文论和审美文论的区别。实际上，包括中国古代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文艺理论也都存在革命（或称功利主义）叙述和审美叙述的差异，不独近代中国。但并非如一些论者所说，审美文论就是绝对的真理，革命文论就是绝对的谬误，而是各有其是非。而且双方也都不是那么纯粹，革命文论也讲审美，审美文论也讲思想内容，即也涉及革命。梁启超鼓吹革命文论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大文中，把小说支配人道之力归纳为“熏”、“浸”、“刺”、“提”四字就是从审美的、艺术的角度谈问题的。他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他看到：“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而此蠢蠢躯壳，其所能触能受之境界，又顽狭短局而至有限也。故常欲以其直接以触以受以外，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所谓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此等识想，不独利根众生有之，即钝根众生亦有焉。”“人之恒情，于其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阅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焉不察者矣；无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赫，为忧为惭，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谓：夫子之言，于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为甚。”这两段关于小说作用的论述，难道不是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从审美的观点看问题的吗？尽管如此，梁启超仍然是从政治作用的立场立论的。说他对文论的叙述是革命的叙述也符合实际。这就说明绝对的、纯粹的革命文论是根本不存在的。纯粹了，就与文学无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