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道德教育模式”是在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青年专项课题——“活动道德教育模式建构”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也是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国家教委重点研究课题——“面向21世纪中国现代道德教育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模式探讨”之实验研究的核心内容。该模式一俟提出，便得到广大教育理论界同行的关心、支持和鼓励，引起教育实际工作者的广泛关注。近年来，该模式在与理论界同仁的讨论、交流中不断修正，在学校道德教育的实际应用中不断完善。本文拟对这一模式的理论设想作简要阐释，以进一步求教于学界前辈和同行专家。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活动道德教育”，简单来说，就是在活动中通过活动而且为了活动的道德教育。（注：戚万学著：《活动道德教育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对“活动道德教育”范畴的这一界定其实质在于认定活动——个体的自主活动既是道德教育的目的，又是道德教育的手段。作为目的，意谓活动、实践道德生活或使学生形成一种道德的生活方式应当成为学校道德教育追求的最高境界；作为手段，指教育者应当把活动作为个体道德发生、发展以及道德之个体意义实现的源泉来理解并作为促进道德发展的手段加以运用。显然，这里是把活动范畴作为道德教育理论建设的逻辑起点，作为整个道德教育过程的基础来看待的。活动道德教育模式“建构”的核心在于从理论上论证该模式的合理性，在实践中证明其实效性。 活动道德教育模式的提出，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思考。 （一）活动——一个尚待开拓的教育研究领域 马克思在其被称作“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的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所以，……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强调活动、强调现实的感性活动在社会各领域中的决定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同一切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之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不把社会、社会现象看作毫无生气的既成事实，而是看作人类“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结果，通过揭示人的活动及其发展，寻找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基础。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不论其形式如何，都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0页。）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119页。）因此，研究社会现象、研究社会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就要研究“真实的个人”，研究个人的活动，因为“这些关系是由个人的活动组成的”。（注：《列宁全集》第1卷，第384页。）然而，“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完全忽视了人的活动对他的思维的影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51页。） 本世纪对活动问题的研究最为轰轰烈烈且成果最丰者首推心理学。在西方，30年代即有皮亚杰根据对儿童心理发展的研究得出的活动尤其是协作活动是儿童思维和道德发展的根本动力的结论。（注：[瑞士]皮亚杰著，傅统先、陆有铨译：《儿童的道德判断》，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在前苏联，自40年代鲁宾斯坦和维果斯基以活动范畴解释人的心理结构，指出：“心理不仅通过人的活动表现出来，而且是在活动中形成的”，（注：转引自张凡琪：《苏联“活动理论”蠡测》，《哲学动态》1987年第2期。 ）从而揭示了人的心理在人的活动中形成发展的规律，“活动”就一直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后经加里培林、列昂节夫等人的进一步拓展，活动在心理学中的地位得到更广泛的认同。至70年代后期，“活动观点是研究人的个性、意识发展规律性的基本观点”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注：[苏]T.A.涅日诺娃整理：《苏联当今的活动观点》，载《心理发展与教育》1989年第3期。） 活动问题在哲学、社会学领域虽起步较晚，但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俟提出，即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并就活动，活动结构，活动与能动性、创造性，活动与实践的关系，活动与社会发展，活动结构与社会和社会生产结构等问题展开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活动的哲学问题”一度成为前苏联哲学家的热门话题。而且对活动进行哲学、社会学的研究正方兴未艾。随着对人学问题的兴趣日益浓厚，随着人的能动性问题逐渐成为哲学的中心问题，对活动的研究也必将更加深入和成熟。 比照之下，教育领域对活动问题的研究则是数量少且不够深入的。虽然有些学者对教育的活动基础（注：[苏]休金娜著、高文译：《活动——教育过程的基础》，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课外校外活动》，第3-12页。），对活动的道德教育意义，（注：[苏]彼得洛娃：《学生的活动及其道德教育》，载《苏维埃教育学》1982年第3期， 俄文版。）作过有益的开创性的研究，但总的来说，并未引起理论界足够的重视。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教育学离开了活动问题就不可能解决任何一项教育、教学、发展的任务”，（注：《活动——教育过程的基础》，《教育学文集·课外校外活动》，第3页。 ）把活动抬至决定教育学生死存亡的高度，然而，在许多教育学著作中，通常把活动只作为一种方法和手段、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甚或不甚重要的方式，事实上降低了活动本身的理论品位。而活动在教育理论中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装饰”地位，对活动之引入教育领域的“犹抱瑟琶半遮面”的羞羞答答的态度则反映了人们对学生主动性、能动性的漠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