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我国教育史学界对古希腊道德的研究尚局限于“知其然”的境界，而对于其发生学意义上“知其所以然”的历史渊源等相关问题尚涉猎甚少。抑或说，我们对于自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拉到人间”之后的古希腊道德状况关注颇多，而对于“前苏格拉底时代”道德谱系的探源析流乃至于与同时期我国道德谱系的比较研究，尚付阙如。“知其然”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而“知其所以然”则要回答“何以为是”的问题。本文立论的预设前提是：古希腊文明和古中国文明远在“前苏格拉底时代”，即按照价值高低的次序分别建立起了各自独特的道德谱系。本文拟探究的问题是：二者为何在共同的人类学前提下，在文明产生的萌芽期即形成了如此旨趣迥异的道德谱系。笔者拟从“地缘文明”的视角，追溯与比较二者道德谱系原型“何以为是”的历史渊源。 一、“海洋文明”与“农业文明”及其道德萌芽 现代人秉持科技的利器，俨然成为“地球村”上的主人，他们在好奇心和求知欲的驱使下，甚至将探索与开发的触角延伸到了外星空间。在科技主义鼎盛的今天，人类远祖们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中初创文明时代的艰难困惑，似乎已经成为现代人不屑一顾的悠悠往事。然而，在人类成长的“童年时代”，匮智乏能的人类先祖们尚无法摆脱地理环境的束缚，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人类早期选择不同的文明类型及其道德谱系烙上了明显的“地缘印记”。 美国学者斯皮瓦格尔在论及古希腊早期文明萌芽时曾经指出：“地理因素在希腊历史的演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的确，从世界古代“五大文明摇篮”的发祥地来看，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这四大古代文明皆发源于大陆内部的大河流域，唯独古希腊文明起源于依山滂滨的爱琴海沿岸及其临近的岛屿。仅就“五大文明摇篮”的诞生地来看，古希腊当属于“海洋文明”，其他四者可归于内陆的“农业文明”。文明的萌芽期宛若人类的“童年时代”，其早期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际遇如何，会在其后的成长中留下深远的“精神胎记”。其后的文明发展史也已证明，古希腊的“海洋文明”选择了与其他四大“农业文明”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和兴衰命运。 纵观历史，与内陆从事农耕的民族相比，濒临海洋的民族似乎一直在开拓并主导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自古希腊在公元前开创辉煌的海洋文明以来，公元后的北欧人、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近代的英国人、现代的美国人，无一不是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海上民族”。古希腊文明的发祥地濒临地中海和爱琴海，早在公元前1500年的迈锡尼时代，希腊人就已经形成了依赖和驾驭海洋的生活样式。可以说，古希腊海洋文明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至少包括：希腊东部沿海有诸多天然的良港，便于航海技术的发展；地处爱琴海的核心位置，与西亚和北非等早期文明中心在海上交通便利；希腊半岛农耕土地贫瘠与匮乏，导致过半以上的粮食需要从海外进口；战争和集团迁徙等造成的人口压力，需要大规模的海外移民，等等。可以说，无论是海战抑或是航海贸易，都是一种与我国内陆的农耕文化截然不同的生活样式。茫茫无际的汹涌大海以其不可预知的奥秘和风险，诱发和挑战着古希腊人的猎奇心和冒险精神。跨海的国际贸易需要在贸易伙伴之间建立起公平交易的契约，这同时亦孕育着希腊人善于吸纳异域文化的开放精神。 与古希腊海洋文明的生活方式相比，地处东亚大陆内部的古中国属于典型的农耕文明生活方式。我国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就基本上完成了从渔猎向农耕生活方式的过渡。可以说，内陆的农耕生活远比航海生活安全与稳定，农夫们只需年复一年地在狭长的河谷盆地上付出艰辛的劳作，即可期待收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同食”，可谓对上古时代华夏民族日常农耕生活样态的真实写照。以家庭为单元、男耕女织为基本模式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所衍生的自足自给自然经济，是我国上古时期先祖们的基本生活形态。我国早期的典籍《尚书》劝诫统治者要“先知稼穑之艰难。”《论语》也曾阐述过农耕与治国之间的关系：“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这种观念后来推演为“重本抑末”即“重农轻商”的治国之道，从而衍生出“士农工商”由尊至卑的四个社会阶层。可以设想，祖祖辈辈在固定的乡土上过活，易于养成农民对土地和家族的依恋感。长此以往的农耕生涯，易于养成中华民族“重实际，黜玄想”、崇尚中庸、安土重迁、温顺谦和、慎终追远等精神和德性品质。章太炎曾对从事农耕生涯的华夏民族如此评论：“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2] 无疑，一个民族在迈入文明门槛的“童年时代”所处的地缘环境及其生活样式，对其日后的定势发展路径及其道德谱系的建构具有规定性的惯性作用。古希腊民族与华夏民族在文明的萌芽期，分别与“茫茫的海洋”和“内陆的河谷”相遭遇，并形成了“航海”和“农耕”两种迥然不同的生活样式，进而衍生出“海洋文明”和“农业文明”两大文明原型。正如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对该问题的先见之明：“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在孔子看来，人的品质与自然的品质交相辉映：“山”的挺拔与静观，宛如“仁者”之德高望重；“水”的柔软与流动，恰若“智者”之随机应变。此乃孔子“天人合一”的重要命题。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对该命题的理解更为细致深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此推之，古希腊人和古中国人在文明的初创期分别诞生于海洋之滨和内陆盆地，由这两种不同的地缘环境衍生而成的不同生活样式，必然要求有与之相匹配的道德谱系。(见表1) 二、“复合文明”与“独立文明”不同的道德诉求 本文对“复合文明”和“独立文明”的界定是：在各大文明的萌芽期，在文明的诞生地相邻且事实上业已经历过文明之间诸要素相互交流与融合的文明，属于“复合文明”；与此相对应，远离其他文明的诞生地且在文明的奠基期没有与其他文明发生过实质性的交流与融合的文明，属于“独立文明”。下文拟从两大文明的诞生地及其种族构成两个侧面予以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