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阶段(1949-1956) 1949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同年，如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出版了《教育学参考资料》（新华书店1949版，上海联合出版社印行），其“编辑大意”指明，这本《教育学参考资料》“可暂用为（师范学校）‘教育概论’一科的基本教材”。1950年，如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局颁发了《师范学校课程标准草案》，其中包括《教育学课程标准》。这些“基本教材”或“课程标准”以新民主主义教育为研究对象。此外，还有教材性质的著作，如常春元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教程》（上海杂志公司1950年版）等。 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说过：“苏联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新文化的范例。”（注：《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84页。）我国东北地区解放早些，在1949年10月1日建国以前，就提倡“学习苏联”。东北当时的一些教育刊物，如《东北教育》等就开始译介苏联教育的经验和理论。建国初，刘少奇曾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过去是“以俄为师”，今后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苏联有许多世界上都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知识，例如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等。”（注：《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49年10月8日。） 《人民日报》于1949年11月14日发表了节译原苏联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48年俄文版）第二十一章《国民教育制度》（《人民日报》题为《苏联国民教育制度》，于卓节译）；继而在1950年3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节译的凯洛夫《教育学》第十二章《劳动教育》（《人民日报》题为《苏联的劳动教育》，蒋洪举节译）；1950年4月3日的《人民日报》，又译载了冈察洛夫著的《教育学原理》（1947年俄文版）的“序言”，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章《教育学的对象和方法》的第五节《教育学是科学》（《人民日报》题为《论教育科学》，沈颖、南致善合译，并认为凯洛夫主编的这本《教育学》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巨著”）。这对当时急于了解原苏联社会主义教育经验和理论的人来说，乃是“雪中送炭”了。 教育界迅速掀起了学习原苏联的教育学热，尤其学习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热。这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学百年中的第三次热潮了。 这个热潮的主要特征有：一是翻译了许多苏联的教育学，如凯洛夫主编，沈颖、南致善等译：《教育学》（1947年俄文版；据1948年俄文第2次修订版翻译。新华书店1950年上册初版，1951年下册初版；分两册。自1951年上册第2版和下册第2版起，改由人教社先后出版，南致善作过部分修订。1951年上册第3版和1952年下册第3版，由南致善、陈侠共同修订。1953年合上、下册为第3版合订本，其中前7章，尤其是第五章的译文，又作了订正）；冈察（查）洛夫著、郭从周等译：《教育学原理》（初译稿）（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叶希波夫、冈察（查）洛夫编，于卓、王继麟等译：《教育学》（上、下册）（东北教育出版社曾出版上册，其后人教社1952-1953年版）；斯米尔诺夫著，陈侠、丁酉成译：《教育学初级读本》（人教社1953年版）；申比廖夫、奥哥洛德尼柯夫著，陈侠、熊承涤等译：《教育学》（人教社1955年版）；凯洛夫总主编，凯洛夫、冈察（查）洛夫、叶希波夫、赞科夫主编，陈侠、朱智贤等译：《教育学》（人教社1957年版）等。上述苏联的教育学译本中，以凯洛夫主编的于1950-1952年出版的上、下册影响最大不少高师院校以之为教材或主要教学参考书，一些教育行政干部和中学教师也以之为业务进修读物。当时上面大力提倡，倒也总是叮嘱：“结合中国实际”，可以说是一种“政府行为”；下边积极响应，教育界可以说真是满怀学习激情，奉之为教育学的“经典”。它成为衡量与评价我国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主要依据。 二是邀请不少苏联专家讲授教育学。如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先后邀请苏联教育学专家讲学。召集师范院校老中青教育学教师办进修班，或挑选教育专业本科学生办教育学研究班等形式，直接听专家的讲授。 三是本国学者积极作辅导性或普及性报告。如孟宪承在华东教育部干部业务学习时，作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编“教育学总论”和第二编“教学理论”的辅导报告（注：《新教育》1951年，第4卷第4期；《新教育》1952年3月号。）。又如张腾霄应北京市文教局之邀，于1951年春对北京市小学教师作教育学报告；曹孚于1952年秋和1953年春应上海市教育局之邀，对上海市小学教育工作者作教育学报告等。当年曹孚的每次报告，由速记员记录，并整版发表于《文汇报》，供教育界学习。到1955-1956年，上海市教育局还曾组织“上海市中等学校教育学广播讲座”，由张文郁、胡守棻等在上海电台分别播讲等。与此同时，报刊开始介绍一些学者的学习体会。如《人民教育》，连载青士（陈选善）的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章后的体会（注：《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章后的一些体会》，《人民教育》，1951年第3卷第4-6期；第4卷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