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术的发展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特定的社会发展背景的反映，一个时期社会发展的要求、整体学术发展的水平、思维方式的转变，决定着学科发展的走向和重心的转移。一百多年前教育学逐渐形成了一门规范学科，教育研究的学科建设与许多其他学科的建设一样，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非常注重学科逻辑体系、理论范畴的构建，注重形式的研究，现实问题的研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处于次要地位的，学科研究中甚至形成了一种回避、轻视研究现实问题的文化气氛，学科发展与决策过程两相隔离。这样，学科研究也就很少对现实问题特别是对政府决策发生深刻影响。在这方面教育研究是相当有代表性的。这种情况在我国尤为突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并不认为教育实际问题的解决、教育政策的制定甚至重大教育政策的制定需要严肃的学术研究基础，把社会行为的决定过程看作是一个科学研究过程的意识是相当淡薄的。政策制定过程基本上是经验判断过程，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是一种分离的甚至是颠倒的关系。 从世界范围看，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后，教育研究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形成了两个新的研究重心，一个是教育政策研究，关心的是怎样的教育政策才是好的教育政策和怎样才能制定出好的教育政策；一个是教师教育研究、课程与教学研究，关心的是怎样的教师才是好的教师和怎样才能培养出好的教师。后一个问题是随着教师专业化要求的提高而不断被强化的。对于医生、律师、会计等是专业人员(professional)，不会有人怀疑，在社会心理上他们具有专业权威性，在政策上他们有资格认证制度。可是教师是不是专业人员呢？从理论上说，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和我国的职业分类标准说，教师都明显是专业人员，但事实上，无论是在社会心理上还是在政策上，教师充其量只能说是准专业人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人们的观念还停留在“学者即良师”的水平上。教师怎样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专业人员？比如怎样不断更新教育理念、提高课程意识、形成良好的教育机智和教学语言、善于营造富有生气的教学气氛、掌握现代教育技术，特别是怎样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潜能、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个性的发展，这对于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保证我们培养的人才在新世纪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是至关重要的。而具有这样能力的教师，决不是光有良好的学科知识就能胜任的。教师教育的研究就是在教师专业化的背景下，强调对教育性知识、教育能力的研究，强调研究中理论性与操作性的统一，实现教师职前、入职和在职教育的一体化，不断提高教师的专业化水平。而教育政策研究与教师教育研究又是相互联系的，比如课程政策、教师培养政策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关于后一重心，本文不拟多论，有机会再专门讨论。 政策研究成为学科发展的主题和新的重心，并不是教育独有的现象，事实上，它是社会科学应用化走向在整个社会学科的反映。80年代以来，一门综合性学科——公共政策学异常迅速地发展起来，这一学科涉及到经济、军事、体育、卫生、教育、社会福利等多门学科。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一门学科，而是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的一个发展趋势，即从重“是什么”的理论思辨向重“怎么做”的可应用性发展转变的趋势。现在国际上各学科的知名学者差不多都参与了该学科有关政策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差不多都与决策有关。在这方面教育研究的转变同样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世界银行、重要的国际基金组织支持的教育研究项目差不多都是政策研究的项目；在比较研究领域，政策比较研究更是研究的主导力量；几乎所有著名大学都新增了与教育政策研究有关的学院、系或研究方向，有的干脆将原先的教育学院、教育系改名为教育政策研究学院、教育政策研究系或类似的名称；新增的以某一方面教育政策研究为刊名的杂志，有关教育政策研究的专著更是如雨后春笋。 政策研究在近二十年来之所以受到特别青睐，得到迅速发展，既有社会的原因也有学术自身的原因。 社会原因主要来自于国家职能的变化。3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信奉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政策主张，相信市场的自发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是最有效和最公正的，政府对社会生活、经济运行干预得越少越好。可是，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一信念。凯恩斯主张用政府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代替“看不见的手”。他把现代西方经济的根本病因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因此强调要靠政府强有力的手来增加有效需求。此后，国家先是在经济生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继而国家的影响和控制向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渗透。 国家地位的日益突出，使得国家决策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第一，当今国家政策的范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在古代，最重要的政治决策多为军事决策；近代以来，经济性决策的重要性凸现出来。二次大战以后，社会生活空前繁荣和复杂，政治、军事、外交、科学技术、体育、卫生、教育、金融等纷纷成为国家决策的对象。第二，决策成败的后果空前巨大。一个国家的决策不仅会对本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等产生严重后果，甚至会对本国以外的地区甚至全世界产生影响。比如，60年代以后在“人力资本”理论的鼓励下，认为对教育的投资是诸种投资中收益率最高的投资，亚洲、非洲和南美的一些国家，出于追求现代化的迫切愿望，拿出国民收入的20%甚至40%投资教育，寄希望于能从中得到高额回报，一举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而不考虑这种高回报率的背景和条件。结果，有些国家至今仍笼罩着当初错误决策的阴影。我国1958年曾提出，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普及高等教育，再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提高质量。这种不切实际的普及高等教育的理想成为政策以后，其结果就是变相地取消高等教育。第三，国家决策的难度空前增加。一项重大的决策往往涉及到若干学科和众多领域，需要大量的预算和统计，绝不是仅凭少数人的经验、智慧和勇气就能正确作出的。无论是整体的教育制度改革，大规模的教育布局调整，还是教育经费的分配比例、课程计划的调整等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各不相同的决策，都要涉及众多的因素和知识。政策研究是如此重要和复杂，所以政策研究受到重视也就毫不奇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