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学学科边界的意义 目前我国教育学的经典分界是教育原理、教学论、德育论、三个子学科相对独立，相互之间阻隔着森严的学科边界，可称教育学三分科。 1.学科边界是自由与约束的统一 学科边界就是学科间的研究范畴的区别，就是一学科和他学科间的区分界线（限）。在边界内就是在学科内。这样，边界首先意味着一种自由，边界内的任何研究都是自由的、合规范的。同时，边界也意味着一种制约，边界的规范就是边界的束缚，边界内的自由也就意味着边界外的不自由。教育学的边界既是教育学研究的自由，也是教育学研究的限制。“在边界内”，就意味着自由在、当然也限定在一定范围内。 2.学科边界的确立是一种进步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边界的确立是进步，社会科学中哲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学科边界的确立也是进步。而教育学中确立“教育原理”、“教学论”、“德育论”等各自学科的地域与边界，有利于教育学的自我完善，比较传统教育研究的混沌状态和一切不分家，使得专家们分道扬镳的学科边界，有着不言而喻的合理性进步性。 二、教育学边界确立的基础 1.学科边界的确立是学科制度化的产物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华勒斯坦等人的研究认为，“学科的制度化进程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每一个学科都试图把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异进行界定，尤其是要说明它与那些在社会现实研究方面内容最相近的学科之间究竟有何分别”。[1]学科制度化的最具体表现就是学科不但出现在出版物中，尤其出现在大学讲坛，出现在课程与教学中，甚至形成专业、学科。17世纪以降，教育学为了证实自己对教育问题发言的权威性而在种种场合要将自身与相近的其他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区分开来，这方面的杰出贡献者当推夸美纽斯、康德、赫尔巴特等人。而在教育学内部，三学科总要设法突出它们之间的差异或区别，以赢得自己的领域或发言范畴，这方面最大功臣非凯洛夫莫属。 2.学科边界的确立是学科组织化的产物 当三分科教育学出现在大学讲台与课堂之上时，预示着其制度化的完成。当三分科的学科边界体现在专业委员会、专业核心层的实际形成、专业学位点的设置上时，当学科边界体现在各种出版物的分离上时，学科边界的确立便完全组织化了。所以，教育学上的三分科与其说是学科的分离、学科边界的确立，不如说是学科组织的分离或确立。而学科边界确立的组织化，又是与经济资源、政治资源的有限相关。资源的有限使得许多学者与专业人士在为争夺有限资源的过程中反复宣传和强调各自学科的有效性和正当性，不希望太多的人来争夺那本该较多地属于自己的更为有限的资源。 3.学科边界的确立是学科专业化的产物 A.教育学的专业化依赖于形成稳定的研究指向。宏观上关于教育与社会各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的研究构成了教育原理，它历经半个世纪的精致化，已发育成以研究教育与社会关系为特征的自律体系。中观上关于教育中的人（师、生等）在学校在课堂的关系的研究构成了教学论。微观上关于教育中的人的局部或特定方面（德、智、体等）发展的研究构成了德育论、智育论等。也即对教育与社会／非社会的关系的研究构成了教育原理与其他分支学科的分界；对教育与人的整体／局部的关系的研究构成了教学论与其他分支学科（如德育论、体育论）的分界；对教育与人的德行／智力／体力等关系的研究构成了德育论与智育论、体育论及其他分支学科的分界（显然德育论的逻辑并列伙伴当为智育论、体育论等，而不是教学论、教育原理）。 正基于稳定的重点研究指向的不同，我们确立起了教育学的分界标准，并在此基础上构造了教育学的学科体系。 B.教育学的专业化依赖于学术研究传统的形成和主流观念的确立。中国教育学现状之所以出现三分科的严格分离，与主导性的学术研究传统和意识形态性的学术主流观念相关联，与苏联教育学对我们的影响相关。在以前的欧式教育学（如夸美纽斯、康德）中，我们看不出有三分科的迹象，在今天的欧美教育学（如赫尔巴特、杜威）中，也还未形成明晰的三分科的学术系统。而在凯洛夫那里，1948年版本的《教育学》便明确地按三编来组织学科体系：“第一编，教育学总论”，“第二编，教学理论（教学论）”，“第三编，教育理论”。将我国教育学的通用版本对照凯氏教育学三编所辖的具体章节，及后来的1956年版本的具体章节[2]，几乎完全是遗传关系。以后苏联教育学的发展，整体上保留并强化了三分科的传统。正是苏式教育学的意识形态地位，铸就了我国教育学的制度化组织化，逐步形成了三分学科的边界模式。 于是，苏式教育学的边界就具有了普遍性，这种普遍化牢固地延续到今天，而由于这一先在的假定，使得今天的研究范式和学科边界也具有了普遍性。 C.教育学的专业化依赖于研究人员对专业的信赖。教育实践变化万千，教育学阵营则步履蹒跚变革速度缓慢。当知识人“偶然卷入”到教育这块是非之旷野、成为教育学阵营之一员时，这种对旷野的无能感便使得一些以教育学为生的知识人开始对教育学的前途也是自己的前途表示隐隐担忧。这样，他们的下意识的行为就是厉行森严的学科阻隔，以确保学术圈的正常秩序和精神安全。他们加紧强化教育学的自治能力和专业特征，日益缩紧自己的“牧场”边界，“圈好自己的地”来捕捉、创造并限定教育世界。为了边界内的永久安全，他们殚精竭虑地在边界内劳作，精心营造三分科的教育学堡垒，以填充心理空间。明白地说，对专业越不信任，就越希望有牢固的专业边界，对专业越有信心，对专业边界就越无所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