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王朝加强对淮河流域的控制,该流域的国族与中原的联系加强,由于包括淮夷在内的淮河流域人民的辛勤劳动以及先进的周文化的影响,流域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手工业及商业交通的发展是其重要的体现。 一、西周时期淮河流域的手工业 西周时王朝将部分手工业者分封给淮河流域的诸侯。如《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分封给位于淮北洙、泗流域的鲁国就有绳工索氏、酒器工长勺氏、尾勺氏等,都是依然保持宗族血缘关系的手工业族氏。被封到淮河流域的诸侯宗族或族氏中,有些本来就擅长手工业生产。例如,有虞氏世代以制陶为业,其族长虞阏父为周之陶正,周初武王以长女太姬嫁胡公满,封于淮北的陈(今河南淮阳)为诸侯(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些,无疑促进了淮河流域手工业的发展。 首先,淮河流域的青铜冶铸业发展较快。由于淮河流域地处长江铜矿带与西周王朝的中间地带(注:按:考古界在皖南地区、江西瑞昌、湖北大冶等地区都发现这个时期的大型铜矿采冶遗址,说明长江流域是商周时期铜矿资源的主要来源。),所以通过淮夷掠夺南部地区的铜矿资源,是周王朝对淮夷频繁征战的重要原因。对此,铜器铭文的有关证据很多。例如,《翏生盨》:“王征南淮夷,……执讯折首,俘戎器,俘金。”《仲偁父鼎》:“……伐南淮夷,俘金,用作宝鼎。”《师
簋》:(征南淮夷),欧俘“士女牛羊,俘吉金。”《
簋》:(征淮夷),“俘戎兵。”《晋姜鼎》:“征繁汤囗,取华吉金。”“金”、“吉金”在此都指铜或青铜,“戎器”、“戎兵”都是指从淮夷那里夺取来的青铜礼器和兵器。其中,《晋姜鼎》之“繁汤”即《左传·襄公四年》之“繁阳”,在今河南新蔡北,位于淮北的汝水流域。《曾伯
簠》云:“克狄淮夷,印燮繁汤(阳),金道锡行。”郭沫若先生说:“金道锡行者,古以金锡入贡或交易之路。”(注: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说明经繁阳通往南方的这条道路,是周王朝掠取长江流域铜锡资源的重要运道,这条道路贯通淮河流域南北。有关资料还表明,西周王朝为确保这条贡道的畅通,曾在汝水流域的叶(河南叶县)、胡(河南郾城)、蔡(河南上蔡)等地设立军事据点,同时也对淮夷起到防御、慑服的作用。春秋初年的《诗·鲁颂·泮水》记载说:“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南金”,就是南方地区的铜。这些记载,与《尚书·禹贡》所记载的包括淮南在内的扬州地区向王朝贡献“金三品”是一致的。 淮河流域的冶铜遗址也有发现。如曲阜鲁故城的北部、西北部都曾发现西周时期的大型冶铜遗址。其中一处东西约350米、南北约250米,发现大片的铜硫渣、炭灰及许多碎范等(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阜鲁故城》,第49—50页,齐鲁出版社1982年版。)。 淮河流域出土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器形,种类较全,如鼎、鬲、簋、彝、方彝、豆、孟、盆、鉴、盘、壶、方壶、尊、卣、觯、爵、觚、编钟、甬钟、铎,以及车马器、兵器及生产工具等。特别是礼器,铸造工艺考究,纹饰精美,铭文较普遍。风格上主要属周式铜器或周器的变体,部分带有地方特色(其中以江淮间铜器的地方特色较明显)。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大批珍贵铜器,绝大部分为青铜礼器,有的还有较长的铭文。一号大墓出土有鼎、豆、方壶、盘、方彝及车马器、铜鱼等多件。1982年在该市滍阳镇出土有鼎、簋、爵、觯、戈及车马器等器物。在平顶山魏庄发现三枚西周甬钟,纹饰和铸造工艺都相当精美(注:《平顶山市北滍村两周墓地一号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8年1期。)。1986 年在信阳浉河港出土西周早期喏国青铜器13件,器形有簋、卣、觚、觯、尊、角、彝盖、觥盖勺等,其中带盖铜角和牛纹卣堪称西周早期的珍贵艺术品(注:《近十年河南文物考古工作的新进展》,《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再如,鲁故城一带亦发现不少西周时的青铜器。1982年山东滕州滕侯墓出土的青铜器也不乏珍品(注:《山东滕县发现滕侯铜器墓》,《考古》1984年4期。)。 这个时期,该流域的纺织业有所发展。《诗经》之《陈风》《郑风》《曹风》《鲁颂》记载了各地植有养蚕的桑树、柞树,其中《陈风》诸篇记陈地生产纺织原料大麻、紵麻、菅草等(注:虽然其中有的诗篇属春秋初年作品,但根据历史气候状况,当也反映了西周时经济作物的情形。),《郑风》诸篇有“衣锦”、“缟衣”等记载,《曹风·蜉游》有“麻衣如雪”的诗句,鲁诗之中又有“束帛”之类。这些与《尚书·禹贡》所记有关淮河流域出产的织物可以互为印证、补充。如,兖州,“厥贡漆丝,厥篚织文”(锦衣之属);徐州,“厥篚玄纤缟(即细的黑缯,白缯)”;扬州,“厥篚织贝”;豫州,“厥贡漆枲紵,厥篚纤纩(纤,细绵)”。铜器铭文中亦有类似的记载,例如,《
伯簋》记江淮一带的夷人“眉敖至见,献
。”(注: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
”是“贝帛”二字的组合,帛是丝织品的通称,“贝帛”即织有贝文的丝织品,其实就是《禹贡》所记扬州“厥篚织贝”之“织贝”,顾颉刚先生认为即织有贝文之锦(注:辛树帜:《禹贡新解》附录引顾颉刚之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