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20)05-0211-08 一 《中国内陆资本主义》的内容与价值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历史系助理教授王路曼的英文专著Chinese Hinterland Capitalism and Shanxi Piaohao:Banking,State,and Family,1720-1910(《中国内陆资本主义与山西票号：1720-1910年间的银行、国家与家庭》，以下简称《内陆资本主义》)已于2020年9月由英国学术出版机构劳德里奇(Routledge)出版社出版发行。① 《内陆资本主义》是英语学术界近一个世纪以来第一部关于山西票号的专著。该书以山西票号的历史沿革为切入点，重构了以中西金融、货币与经济交流大变迁为背景的中国内陆民间金融机构及家庭的原生发展轨迹，提出了“中国内陆资本主义”(Chinese hinterland capitalism)这一全新的概念—范式。该书问世前，有关山西票号的所有研究，都跳不出把票号看成中国近代自发产生的“本土银行”这一窠臼。在此种思维定式之下，中国的学者们要么过度沉醉于票号作为中国“原初银行”的光环之下，要么就是盲目指责票号财东的“守旧”和“落后”，而这仅仅是因为他们在20世纪之初拒绝了将票号改组成现代银行的提议。②英语学界的研究者，则往往不加思考地盲目接受中国学者的判断，不约而同地把山西票号错误地视为“山西银行”。③ 海外学者对票号及其经营者的独特性、创造性、独立性及其历史意义认识不足。他们要么过于关注清政府对商人的盘剥以及商人对清政府的全盘依赖，如关文斌(Kwan Man-Bun)对清末天津长芦盐商的研究、邓海伦(Helen Dunstan)对清朝山东粮商的论述等；要么只关注完全独立于清政府而获得产业和技术发展的商人，如曾小萍(Madeleine Zelin)对清末四川自流井盐商的研究。④相比于这些学者笔下的盐商粮商，山西商人的独特性在于，他们游走在依赖和独立于清政府这两极的中间地带。和天津长芦盐商完全依赖清政府颁发的盐引从事贩盐活动不同的是，山西票号在1820年代之前独立地积累了汇兑业所需要的资金和构建了全国性的金融网络。此外，19世纪末的山西票号商人不仅拒绝了清政府的金融现代化邀约，而且反抗清政府对汇兑业的过度干涉和渗透。这些都是票号商人独立性的绝佳体现。 和海内外既有的票号研究相比，《内陆资本主义》极具个性，在不少方面取得了突破，其对中国近代经济和商业史研究有如下贡献：作者对山西票号和近代山西经济史的论述，批判性地应用了三大主流经济史和商业史理论体系，即新古典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韦伯的经济理性主义(economic rationalism)。⑤作者既运用新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原理探讨了晋商和票号的近两百年的历史沿革，又借助政治经济学理论深入探讨了晚清国家财政与金融政策与机构改革对民间金融机构如票号的发展或退市的影响。这一视角通常被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ism)话语建构所忽略。⑥此外，作者依托后殖民主义理论对长期占据经济史研究话语霸权的“资本逻辑”(logic of capital)进行了批判与解构，指出山西票号的经营与发展，不仅具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特点，更应将其解脱出韦伯式话语建构下的“经济理性人”和“理想类型”企业的束缚，将山西票号和其家庭视作以商人家庭为本位的社会与文化综合体(family-centered social and cultural units)，进而探究其历史沿革。 作者对山西票号和近代山西历史变迁的论述，质疑了英语学术界或明或暗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的“普世真理”——如一个绝对自由市场的存在、所有的企业必须具备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特色，同时反思和批判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轨迹的全球普适性⑦等话语霸权对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长久禁锢。作者为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普世真理”，在其对山西票号历史的梳理和分析中，力求超越西方社会与经济学理论霸权性、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话语——内陆地区vs.通商口岸、国家vs.市场/市民社会、法律vs.习俗、经济理性vs.社会习俗、家庭作坊vs.现代企业等——对中国近代经济和商业史的误读与曲解。⑧ 作者在书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票号是如何被过往的经济史研究逐步错误地建构为“西式现代银行”的对立面，而近代中国内陆又是如何被建构为沿海通商口岸的对立面的?她特别指出：最近二十年里，英语学术界有不少学者将近代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视角从城市和沿海转向内陆、农村和边疆。他们研究的对象涵盖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新疆回部“边疆资本主义”的兴起，19世纪英属孟加拉农村黄麻种植农民的政治、经济、生活史，以及跨五大洲的经济、社会与劳工如何在棉花帝国的全球性扩张中做出的充满地方性和差异性的改变与回应。⑨有别于沃勒斯坦式的将近代资本主义扩张描述为“从中心流向边缘”，上述研究的一个共性是它们力求超越主流西方理论建构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体，如西方与非西方、沿海(中心)与内陆(边缘)，农村与城市、家庭与机构等。这些研究从史料和历史现实出发，试图站在研究本体的角度(而不是将它们当作预设的“理想类型”的“他者”)，为其书写更符合真实世界复杂性、差异性和多元性的历史叙事。《内陆资本主义》对山西票号和近代中国内陆历史的重塑，与上述新的学术转向相呼应，可视作超越英语学术界中国近代史研究“西方中心论”与“中国中心论”所做的有益尝试(参见原著第11页。以下若无另注，页码均出自原著，特此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