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统一的全国大市场 中国封建市场的第一个特征是，在全国性大市场中又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封闭性割据性。 多年来，学术界对中国封建市场发育状况，一直有两种不同见解。或认为从战国秦汉以来已有全国性统一大市场；或认为至鸦片战争前夕仍停留在地方区域市场的格局。 我们认为，中国古代全国大市场已形成于秦汉时期。但也应当看到，这种全国大市场只是地方区域市场在空间的扩展或延伸，尚未形成统一市场，尚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割据性。所谓统一大市场，至少要具备下列三个条件。第一，要有畅顺的商品流通网络；第二，要有统一的市场价值和价格形成机制；第三，要有足够量的统一货币以满足商品流通需要。纵观中国古代市场发育状况，这三个条件并不同时具备，所以它只能是非统一的全国市场。 秦汉以来全国商品流通网络虽已形成，但并不完全通畅。不通畅是由三个因素造成的。第一是交通因素。从秦朝修筑以咸阳为中心通往其它大都会的驰道之后，历朝也或多或少修筑了一些交通干道，从而形成了蛛网式的交通网络。特别是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凿通之后，南北水路交通大大改善。但仍存在着运输手段落后和僻远地区交通闭塞的情况，这就制约了商品流通。第二是行政因素。即通过行政干预阻碍商品流通。中国自古就有“遏籴”（注：《孟子·告子下》。）、“蕴年”（注：《左传》襄公十一年。）等政策，阻止粮食流通。如明万历年间，南畿、浙江等地粮食歉收，地方官就采取“邻境闭籴”政策（注：《明史·陈有年传》。）。唐代商业虽然繁荣，但却禁止与周边贸易： 依关市令：锦、绫、罗、縠、、绵、绢、丝、布、牦牛尾、真珠、金、银、铁，并不得度西边北边诸关，及缘边诸州兴贩（注：《唐卫禁律》卷八《斋禁物私度关条疏议》。）。 元朝更明确规定，江南铁货及熟铁器，不得于淮、汉以北贩卖（注：《元史·刑法志》。）。在国家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时，以行政命令阻断商品的状况更是突出。如南北朝时，北魏要求与刘宋互市，刘宋有人反对说：“虽云互市，实觇国情。”（注：《宋书·颜峻传》。）陈将侯安都任南徐州刺史，“接邻齐境，贸易禁货”（注：《陈书·侯安都传》。）。北齐将领高季式就是因私自派人“于境交易”而坐罪（注：《北齐书·高乾传附弟季式传》。）。北齐的齐州剌史崔季舒“遣人渡淮互市”，遭御史弹劾（注：《北齐书·崔季舒传》。）。行政干预商品流通的最经常表现是税卡林立，向过往商人高额征税或重复征税。最典型的明万历年间，神宗派大批太监充当税使、矿监，四出课敛诛求。税使专门在重要城镇、关隘与水陆交通线设卡征税。如长江航道上，每隔几十里就有税使及其爪牙拦江截税。一船扬帆三四百里，要五六次纳税（注：《万历实录》卷二五九。）。运河从临清至济宁段，四百里路途，“层关叠征”。（注：《万历实录》卷四一八。）仪真与京口，一江之隔，两次抽税（注：《万历实录》卷三三○。）。造成商品流通不畅的第三个因素是全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沿海、沿江、沿运河地区商品经济虽有相当高度的发展，但内地及僻远山区商品经济发展滞后。如明代河南光山县： 邑之水不通舟楫，无商贾之利；少种桑麻，无蚕丝之利。衣食之源，立命之本，所恃者惟农矣（注：嘉靖《光山县志》卷四《田赋》。）。 又如明代山东历城，“山城也，不通舟楫，逐未者寡，富者食其田，贫者食其力。”（注：崇祯《历乘》卷一四《风俗》。）广州与潮州，商业繁荣，但两地之间的惠州却是另一番景象：“无水陆珍异之产，无商贾舟车之市，提封延袤几千里，然崇山复岭，盘迥深阻，烟火鲜少，土旷不治，故其民寡积聚。”（注：嘉靖《惠州府志》卷五《地理志》。）地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制约了市场网络的空间扩展。 中国古代封建市场还缺乏统一的市场价值，没有价格形成机制。 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的统一市场中，由于不同部门的资本竞争，会形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存在着价格形成机制。但在封建市场中，由于垄断多于竞争，形不成市场统一价值，不存在价格形成机制。《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二二三杂税部载，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北京有200余种商品的税额。据《明史·食货志》称， “凡商税三十而取一”。按商税额的30倍，便是商品价格。如上等罗缎，每疋税钞25贯，其价格当是750贯钞。就这200余种商品税额换算成市价而论，有些商品价格很难说是与价值相符。如毡袜1双，税额钞0.34贯，价格便是钞10.2贯，而1疋小粗布与它同价。药材一概论斤征税，即论斤定价， 每斤税钞0.2贯，价格便是钞6贯。不同药材当有不同价值。但它们竟然同价。米与石榴、莲子肉、软枣、菱、银杏、青靛同价，每斤税钞0.5贯， 市价便是15贯。棉花、香油、紫草、红麹、紫粉、黄丹、定粉、云香、柿饼、粟子、核桃、林檎、柑、桔、雪梨、红枣、杨梅、枇杷、榛子、杏、香橙、乌梅、五倍子、茶叶、生姜、石花茶、虾米、鲜干鱼、鲜猪羊肉、黑铅、水胶、黄白麻、铜、熟铁等30余种商品竟然是同一税额即同一市价。显然，这是一种僵死的价格体制。 与资本主义市场的等价交换原则相反，封建市场的交换是不等价的。在封建市场的商品交易中，与商人作交换的卖方与买方，未必是而且多数并非商人。卖方居多是农户或城镇手工业者。乡村农民为了纳租缴税还债，往往贱卖自身衣食所必需的劳动产品，即必要劳动的物化品。白居易诗云：“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棉。”（注：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二《赠友诗》。）这种为应急需而卖，出卖品的价格往往与其价值背离甚大。城镇小手工业者的交换也有类似情形。马克思曾经指出： 就城市手工业来说，虽然它本质上就是以交换和创造价值为基础的，但这种生产的直接的目的和首要的目的则在于维持手工业者、手工业老板的生活，即在使用价值，不在于发财致富，不是以交换价值为目标的交换价值（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3分册第133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