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财产所有权与民主政治制度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必然的关系？这是个在西方民主思想史上一直存在着争论的问题，这一争论至今还没有结束，而且还将继续下去。由于西方人往往把私人财产权和私有产权等同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或经济结构，因此，争论的焦点基本上集中在两个主要的问题上：一是资本主义与民主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联系，这一联系在今天是否已经或正在消失？二是，在资本主义与民主的演进中，国家是否应该以及怎样发挥作用？从总体上看，形形色色的争论基本上是在承认私有制的前提下进行的，当然也存在着反对私有制的主张。但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本文试图对西方社会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争论作一个粗浅的分析，希望有助于认识我国变化中的产权变革和政治建设。 一、民主与所有制有无联系 自近代意义上的民主产生以来，民主就一直被认为只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西方人都相信，从十八世纪下半叶起，民主就一直成为革新社会生活的动力，而且直到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整个欧洲的历史，都可理解为政治结构和社会条件的民主演进过程（注：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民主史》，序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正在逐渐消失。美国经济学家奥肯敏锐地看到，由于平等和效率之间的冲突始终是不可避免的，仅仅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和民主的确是一种最不可能的混合物”（注：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 105页。）。不过奥肯认为，如果能找到划定权利领域和金钱领域之间分界线的更好方式，一个民主的资本主义依然是可能的。奥肯为西方社会开出的药方是：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但能否在这个折衷中实现奥肯的民主与资本主义的新的联系是值得怀疑的。 正统的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家一般都认为民主制度与财产私有制度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其主要理由是：一是财产权高于其他权利，二是占有权等于控制权。但日裔美国学者福山（F.Fukuyama）认为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或直接的关系，至多只存在间接的关系，而且这种间接的联系也正在消失（注：福山：《资本主义与民主——消失的联系》，《现代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3年第9期。）。 当代美国最主要的民主理论家R·达尔则明白地否认两者之间的联系， 坚持认为多元主义民主是超越社会制度和所有制基础的。不过，达尔所界定的民主国家实际上就是当代西方国家的代议民主制，至少到目前为止，他所说的民主事实上仅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对于多元主义民主至今一直与私有制相联系这一事实，达尔坦率地加以承认。但是，达尔并不以这一事实断定多元民主必然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相联系，他辩称，民主与所有制并无必然的联系，多元主义民主不取决于企业是私有的还是公有的，而是取决于决策权的分散，或者说取决于企业的自治程度。 在达尔看来，没有任何可以成立的理由证明财产权是与自治权并列的根本权利，自治权高于财产权；同时，他通过考察本世纪的实际经验后指出，财产的占有权决不等于财产的控制权。这样他认为，重要的结论是：第一，对于达到任何政治价值和生活价值而言，所有制是不重要的，即任何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达到一定的政治价值和生活价值，“因此，人民及其代表有权凭借民主过程决定以何种方式占有和控制经济企业，以便尽可能地实现诸如民主、公正、效率这些价值，修养人们所欲求的人类品性，以及拥有美好生活所必需的最低个人资源。”（注：达尔：《经济民主导言》英文版，83页。）第二，多元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社会主义也可能有多元民主。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政府可能给予企业广泛的自治，以允许比在资本主义或像苏联那样实行中央集权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存在的控制更加民主的内部控制。”（注：达尔：《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求实出版社1989年，第115页。 ）在民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达尔强调的既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也不是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而是企业的自治或经济民主，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一样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他所理解的经济民主主要是指企业自治，认为企业的自治制度可以缓解人们的利益冲突，培植公民之间的共识，为社会的政治平等和国家的民主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结论是：“如果在统治国家的过程中民主被证明是正当的，那么在统治经济企业的过程中它也是正当的。……正如尽管国家统治活动中的民主过程在实践中存在着实质性的不足，但我们仍支持这种民主过程一样，尽管我们可以预料经济企业统治活动中的民主过程在实践中也存在着不足，但我们仍支持这种民主过程。”（注：达尔：《经济民主导言》英文版，135页。） 然而，多数的看法是，民主和所有制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就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关系而言，这种关系基本上可以分为积极的联系和消极的两种；在这个基础上，将可能显示出四组不同的关系：资本主义促进民主、资本主义破坏民主、民主促进资本主义、民主破坏资本主义。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就是从这四组关系中来阐发他对各种争论的看法的，他认为，“民主和资本主义两者积极地和消极地联系着的，它们既互相支持，又互相破坏。”（注： G.A.Almond,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in Polit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Quarterly Vol.3 1991.）奥肯虽然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和民主是最不可能的混合物，但还是认为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一种互相破坏性的联系。达尔也承认，民主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密切关系，多元主义民主实际上仅仅局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为民主国家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其1990年的新著《革命以后，美好社会中的权威》一书中，达尔更是绝对化地提出：“这是一个历史事实，现代民主制度……只存在于私有制占优势、市场调节经济，或资本主义的国家。这也是一个历史事实，国有制占优势指令性经济为主——命令型经济——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未享有民主政治，而事实上一直受到独裁专政统治。这也是一个历史事实，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由独裁者统治的国家。”（注：Almond,Ibid..）因此，达尔自相矛盾的观点应该以这样正确的结论来表述：资本主义民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之上的，与经济上的私有制有着必然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