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多年来，无论是始于美国的人民党运动和沙俄时期的俄国民粹派实践，还是当今时代被冠之以民粹主义称号的英国脱欧公投、法国黄马甲运动，又或是席卷拉美、东南亚、西亚等地区的民粹主义运动，都反映出民粹主义对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影响，也表明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涌动态势仍在持续。在民粹主义分析上，一种颇为流行的理解是将其形容为社会思潮、社会运动与政治策略的复合体，或作为政治行动策略、意识形态、政治话语。固然这种分析能够准确把握民粹主义的思想性、运动性、政治性等特点，但对民粹主义形成的心理及其机制的关注尤显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事实上，社会思潮与社会心理有着密切联系，而民粹主义本身就是一种非理性情绪表达，分析民粹主义形成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心理，有助于更深刻地揭示民粹主义内在心理发生机制，更有针对性地引领社会思潮，防范化解民粹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民粹主义心理的主要表现 要对民粹主义进行社会心理分析，首要前提是考察其在社会心理层面的表现。如同列宁把俄国民粹派称之为小生产者利益和观点的代表，是“调和主义的、畏首畏尾的、感伤幻想的民粹主义”[1]217，而《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将民粹主义与人民党主义、民众主义相等同，指代“一种政治心态而非某种哲学或意识形态”[2]634。可见，包含相应情绪、情感、成见等内容的社会心理与民粹主义如影随形。究其心理表现，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 (一)社会不平等心理 民粹主义有时又被理解为平民主义，具有强烈的反精英特征。其实，无论是被贴上平民标签，还是反精英特征的彰显，背后都隐含着对社会不平等的认定，而且是基于不平等的起因、又落脚于平等的追求。这里的不平等心理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多样，我们可以从具体的物的不平等中抽象出民粹主义不平等心理的类型，即真实的不平等、虚假的不平等；或划分为实际的不平等、扩大的不平等。真实的不平等是指这种社会不平等是客观存在的、其状态的描述或展示是真实的。虚假的不平等是指这种社会不平等不是真实的，是出于某种组织动机来虚构的或基于个体非理性想象而形成的不平等感受。实际的不平等与扩大的不平等是一组对应的概念，实际的不平等是客观存在的处于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不平等，而扩大的不平等是超出了不平等实际的边界而被民粹主义者自我认定为不平等。正如有学者所言，“美国民粹主义思潮集中反映了中下阶层白人蓝领的失落感、被剥夺感还有不安全感，更重要的是，它折射出美国国内日益严重的分配失衡和不公平问题”[3]，这种社会不平等由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也是民粹主义在一些国家不断泛起的社会根源，尽管可以通过政策优化或制度调节等方式缓解冲突，但只要社会性质得不到根本改变，社会不平等状态必然会存在。这种不平等类型就是真实的不平等和实际的不平等。在虚假或扩大的不平等方面，往往立足于社会比较进行价值判断。以流行欧洲的福利民粹主义为典型，当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时，福利标准制定得较高，相关人群的满意度也较高。一旦经济形势波动甚至萎靡，高福利有所缩减，极有可能导致相关人群的不满、抵制。 (二)政治不信任心理 民粹主义者的不平等心理并非只在社会生活领域停滞徘徊，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累积加深，势必会上升到政治层面，演化为政治不信任心理。在现代西方社会，民粹主义常被看成是民主政治的异化状态，既背离西方现有的民主政治制度，也在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备受谴责。但同时，民粹主义又能从不同程度、不同方面反映这一社会的民主政治状况，“现在西方出现大规模的民粹主义思潮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通过惯常的政治运行方式组织不了有效政府。”[4]105从表现上看，这种政治不信任心理有三个层面：其一，对典型政治人物的不信任。各种危机和突发事件造成的社会冲突与隐性的社会矛盾，尤其是一些政党人物腐败、不作为、乱作为现象引发的舆论批判风潮，不仅会损害官员的形象和公信力，而且会触发民众对社会发展的担忧、焦虑。在此过程中，“民粹主义者总希望打着‘真正人民’和‘沉默大多数’的旗号，对抗民选代表和选举出的官方结果。”[5]129其二，对某一具体政策或制度的不信任。约翰·基恩曾断言：“民主危机已经发生，而民粹主义是民主危机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6]导致民粹主义产生的原因纷繁复杂，但依旧可以从现存西方民主体制的缺陷和失效，将广大普通民众排除在重要政治过程之外，难以通过体制性的正常渠道实现自身利益表达等表现中寻求答案。其三，对制度背后政治价值观的不信任。之所以流行欧美的右翼民粹主义得以发生，很大程度上源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根本性危机”[7]，这种境遇既伴随着金融危机、移民问题、宗教种族问题带来了西方社会前所未有的贫困和不平等，也使得以新自由主义为内核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被西方民众严重怀疑，甚至采取不接受、不认同态度。 (三)排外心理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与特定社会群体联系在一起，群体内部表现为某种一致性，而对外则呈现出明显的排外倾向，对应着普遍的排外心理。当前，民粹主义往往与现代化、全球化相呼应，国际贸易与收入不平等或者一些国家、地区的基本价值遭到源自外部的威胁时，都会使得民粹主义的焦点由国内问题转移到国际层面，甚至还会与民族主义合流，形成以排外、仇外为指向的狭隘民族主义。《人民论坛》杂志曾追踪分析了国际国内多种社会思潮，认为在2018年国际十大思潮中“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排外主义、极端主义等思潮融合，加剧了意识形态的分裂以及社会的焦虑感”。[8]具体说来，这种排外心理有多种类型，例如，基于物质利益冲突的排外、基于情感冲突的排外；政治排外心理、经济排外心理、文化排外心理；以本国为中心的对外国排斥心理、本国内部以所属群体为中心的对外排斥心理等。现阶段，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博弈日趋激烈，国际上周期性发生的金融危机以及经济复苏困难，急剧的全球化导致世界经济传统格局松动，主要大国之间经济失衡和各国国内收入分配不均衡。借此机会，一方面，民粹主义会以维护本国利益为由，反对、排斥其他国家和民族，提倡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以此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时常以维护本民族、国家利益为招牌，将民众动员转化为民族动员，而共同的忧患意识也促进民粹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变，表现为推崇民族认同与团结，共同抵制和排斥外来力量。另一方面，一国之内的民族、种族问题，尤其是西方社会盛行的白人中心主义，面对大规模的外来移民、文化自由化都会激起民粹主义回潮。自2014年6月欧洲议会选举以来，欧洲多个国家的民族民粹主义政党显现出群体性崛起态势，面对执政党无力应对磅礴而来的难民潮，民族民粹主义政党则通过强调“欧洲至上”“白人至上”等口号吸引了大量右翼民粹主义者以及因移民问题导致自身利益受损的一些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