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20)5-0050-06 “普世价值”一直是意识形态斗争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并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表现为不同形式。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以“普世价值”为武器蓄意抹黑中国的论调日益上升，甚至在当前抗击重大疫情中对中国进行攻击。为此，我们非常有必要在新的背景下进一步剖析“普世价值”，从而揭开政治修辞的幻象。一直以来，学者从价值层面对之进行了较多分析，而从话语特别是政治修辞层面剖析的较少，以至于将价值本身和价值表达相混淆。笔者认为，揭露“普世价值”背后藏匿的实践陷阱，不仅要从价值哲学角度分析存在的谬论，而且要从“普世话语”视角分析话语悖论，以便为抵御意识形态侵袭和文化霸权主义，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借鉴。 一、问题提出：“普世价值”是如何成为“普适话语”的？ 本文所要论述的第一个问题是“普世价值”是如何成为“普适话语”的？众所周知，话语与价值有内在关系，任何一种价值观念的生成，都离不开话语符号的支配和操控。从这个角度来说，“普世价值”是西方意识形态操控的一套完整话语体系，其话语逻辑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话语起点 作为一套体现西方价值的话语体系，“普世话语”是“体系化”构建的产物。在其话语体系中，有些是基本话语，有些则是衍生的。看清其实质，要从剖析“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等基本话语开始。如1933-2006年美国总统就职演说中，“自由”和“民主”分别出现1126次、205次。布什第二次就职演说共计2083个词汇，“自由”出现49次。实际上，作为一种政治话语，“自由”遍及西方话语体系。早在雅典时期，伯里克利提出雅典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1]147，亚里士多德曾提出“有一类自由人对自由人之间的统治”[2]124。作为自由主义的自由则是在西方近代产生并为资本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霍布斯认为“自由”指的是“没有阻碍的状况”[3]162-163。 诚然，自由、民主、人权、平等从一定的历史阶段看有内在合理性，尤其在反对封建主义中起到积极的历史意义。但问题是，“普世价值”作为一种独特的话语体系，已经超出了当时历史条件的原初定义，即随着资产阶级历史地位的上升，“普世价值”通过新的话语设置，逐渐将一些特定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所累积的政治实践经验，上升为代表全人类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如“民主”一词源于希腊字“demos”，当初资产阶级最初提出的民主也是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但却被转换为最进步、最人道、超阶级的、绝对永恒的“民主普适论”。可见，“普世价值”的话语思路是把特殊性经验上升为全人类的共同遵循，把局部认知描绘为代表全人类理想的价值幻象。 (二)话语包装 由上可知，“普世话语”从资产阶级特定的意识形态变成了具有“统一性、真理性、优越性”的话语，其中的关键环节是话语包装。例如，从比较视角来看，中国文化中的“仁爱”和西方的“博爱”只是文化差异，但为何“博爱”成为了“普遍真理”？原因在于隐藏在“普世话语”美丽光环下的包装策略。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转移概念。如对“民主”的阐释，西方逐渐偏离民主最初的含义，将“民主”与“民主制度”“投票选举程序”“一人一票制”划等号，这样一来，“正义”从“实质正义”转换成了主体性预设的“程序正义”；民主从“权利保障”转化为“制度设计”；“人民”变成了“选民”；“民主”变成了“选主”。 第二，设置议题。设置议题是“普世话语”的重要策略，西方除了设置“人权高于主权”“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等抽象议题，不断推出“中国威胁论”“中国霸权论”“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针对性议题外，还从微观层面设立“汇率操纵国”(Currency manipulator)、“强制技术转让”(Forced technology transfers)等具体议题。 第三，巧妙构建。在议题设置的基础上，“普世话语”采用保留有利证据、忽视其他价值、避开反面论点的方法，将自己精心构建为具有理论性的“高贵谎言”。以“民主”为例，其实早在古典时期很多思想家就认为民主可能导致“多数人暴政”，但“普世话语”避开自由民主与激进民主、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矛盾，不谈“民”和“主”的关系，而以假设的“专制”“暴政”作为反证，提倡所谓的“历史终结论”。 (三)话语输出 经过精心包装，“普世话语”贴上意识形态标签进行价值输出，包含着巧妙的营销手段。如“民主”作为直接的概念难以被其他文化接受，因此，西方依照不同语境，将其转化为符合对方的话语表达，大力宣传“没有竞争性的选举不是选举，没有差额的竞选不是竞选”“没有选举的政府不是合法性政府”等口号。可见，西方“民主”话语留给自己的是权利，输出的则是“合法性”。 重要的是，“普世话语”不是通过简单排斥贬低其他价值，而是蕴含着理论支持。如“民主和平论”就是冷战后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重要依据之一，其观点认为民主化程度越高，就越趋向于和平。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就提出，“民主国家不会做出任何破坏和平及限制自由的行为”[4]。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对美国民主的维护，而不是其他国家的民主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