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68(2019)02-0037-09 DOI:10.19563/j.cnki.sdjk.2019.02.005 理论是观念的前端，观念是行动的生母，先进德育理论的供给与生产是中国德育事业始终保持蓬勃发展态势的重要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特色德育理论经历了萌芽、破土、成形、完善的蜕变历程，其精髓成为新中国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坚强魂魄所在。回顾这段历程，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我国德育理论的主题不断变换，德育认识的视角日益多元，德育主体的地位持续飙升，德育思想的库存日渐膨胀……唯有反思才是德育理论回归初心、守正务本的必由之路，唯有发展才是德育理论永葆青春、生命茁壮的强劲之道。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眸70年来德育理论的演进历程，并面向当代中国社会需求，探求未来中国德育理论发展的方向，是我国德育理论研究者的天职与使命。 一、中国德育理论70年演变轨迹回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德育事业走在一条由非德育、泛德育向专业德育、中国德育迈进的轨道上，它时而被思政教育所取代，时而被生活教育所顶替，时而被团队活动所冲淡，时而被智育劳育所挤压，真正归位、正宗、科学的特色德育实践相对不足。究其根源，这一德育发展困局的形成是不成熟、不先进、不合身的德育理论所致。70年德育理论演进史其实就是中国德育理论的成长史，是其在吸收国外理论、反省传统理论、酝酿本土理论中日益成熟的生命史。 其实，每一种德育理论都具有三个关键要素：根基、主调与表象。其中，理论根基最为抽象、本原，理论主调相对清晰、具体，而理论表象则较为多变、鲜活。所以，理论根基差异是德育理论间的原点差异，是区分不同理论形态的最佳凭据。从理论分析角度看，德育理论的根基可以区分为三种——知性、自我与关系，分别依托的是客观道德知识、主观道德自我与社会人际关系，由此延伸出了三种层递式德育理论形态——知性主导理论、自我主导理论与关系主导理论。参照这一分类，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德育理论发展主要脉络可以描述为：知性德育理论阶段(1949-1978年)，其典型德育基调是“德育是思想政治、道德规则、群团观念的知识化灌输”；自我本位德育理论阶段(1978-1996年)，其典型德育基调是“德育是道德学习者的主体性启蒙、自我性归位、自由性彰显的过程”；关系德育理论阶段(1997年至今)，其典型德育基调是“德育是主体间沟通、对话、交往、共生的关系实践，是人与自我、自然、社会间的关系趋于和谐的教育实践，是道德学习者在社会实践、生活世界中学会做事成人的过程”。需要阐明的是，德育理论发展是上述三种基本德育理论形态的彼此迭代过程，三者间自然存在交叠期，特定社会时代的德育理论脊梁正是判定何种德育理论形态正处主流的直接依据。 (一)知性德育理论阶段(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德育理论的意识形态色彩明显，直接服务于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巩固与稳定。在此时期，各种非德育、泛德育、社会德育形态盛行，杜威所言的“关于道德的观念”充斥了中小学德育教材，德育理论演变成为政治宣传、道德规则、道德知识的集装箱，“德育科学研究当然也没有了存在、发展的可能”。[1]尤其是在“文革”期间，传统文化受到摧残，“批林批孔”运动甚嚣尘上，德育理论退化为政治教条、阶级规范、意识形态口号，道德学习者作为“人”的身份在德育理论与实践中被蒸发，德育研究只需进行阶级斗争纲领的推演，无须理性的思考与科学的探究，与之相应，德育理论自然没有跻身“科学”丛林的资格。1970年8月，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公报指出：“要继续‘认真搞好斗、批、改’，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把政治思想战线、文化教育战线、经济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2]由此，在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德育理论尚处在政治立场阐释、阶级意识传达的初生形态，真正基于德育主体自由心灵的德育理论不可能形成。王炳照先生指出：“‘四人帮’高喊极“左”的口号，推行极右路线，表面上十分重视德育，实际上他们对学校教育中的德育破坏最为严重。”[3]这正可谓本阶段德育理论状况的生动写照。受这一德育理论水平影响，该阶段我国德育实践中“灌输”做法盛行，政治宣传、政治运动、阶级斗争、社会教育、背记伟人语录成为学校德育实践的主体形式。 (二)自我本位德育理论阶段(1978-1996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领域“拨乱反正”时代发端，德育理论与研究迎来了春天，自性德育理论受宠，道德自我本位的德育主张登场，一场针对灌输德育、规范德育、美德袋德育、宏大德育的理论斗争正式拉开帷幕。所谓自性，就是自我的存在性、意识性、情感性、自主性、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自性德育理论泛指一切以自性启蒙、自我参与、自由人格、个体自由意志为内核的德育理论总体。尊重自性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科学化、人文化的标志，自性启蒙与实现是德育理论走向现代化、科学化、人性化的内在要求。在这一历史阶段，我国德育理论的主题发生了重要变动：政治德育、无“人”德育日渐从德育理论视野中隐退，德育概念辨析、德育本质争鸣、德育学科构建、德育心理研究、自我道德教育、引介国外理论、倡导主体性德育、关注德育超越性、重视道德认知情感等成为本时期我国德育理论的新主题。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黄向阳、檀传宝、陈桂生等人对学校德育或“小德育”概念的推崇，鲁洁、王奉贤等学者对德育超越性与德育享用功能的揭示，潘菽、班华等人对品德心理、德育过程要素说的探究，古人伏、仇春霖等人的德育理论教程的出版，西方道德认知学派和价值澄清学派等德育理论的引介等，都引发了德育理论界对学习者“道德自我”的关注与重视。上述代表性德育现象表明：该时期我国德育理论科学化的进程已经启动，而实现德育科学化的理论基点正是确立了德育过程中道德学习者的主体地位以及对学生品德形成规律的承认。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德育理论探究的两个主要成就是：其一，“德育理论一方面继续在科学化轨道上前进，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人性化的倾向，而且二者正在逐渐走向整合”；其二是“主体性德育思想的确立”。[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