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美国价值观教育经历了重大历史变革，且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变革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观念束缚，强化联邦政府对教育的引领，突出国家意志在价值观教育中的主导地位；二是变革多元主义、相对主义主导的“政治正确”限定，以传统价值观复归为抓手，加大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力度；三是变革政治与道德、公域和私域截然对立的认识偏见，确立“好人”与“好公民”有机统一的教育目标，推动公民教育、品格教育、道德教育融合发展。本文旨在通过深入分析21世纪美国价值观教育变革的原因、动力及发展等问题，整体把握美国价值观教育的现实状况与发展趋势，以期为我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美国社会不断凸显的治理困境和社会撕裂呼唤价值观教育变革 聚焦国家发展需要，回应重大政治或道德危机，是美国价值观教育的历史传统，也是其不断变革的动力所在。早期移居北美大陆的清教徒正是基于对生存危机和信仰危机的深切体认，直面“如何在新的严峻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与“如何避免欧洲旧世界对青年一代的信仰侵蚀”两大难题，实施了目标明确、功能单一的清教徒价值观教育。这种基于生存与信仰的“危机—回应”逻辑深刻地渗透于美国文化之中，成为此后美国价值观教育历次变革的重要力量。美国价值观教育的第一次变革发生于19世纪二三十年代，重在回应由东北部地区工业快速发展和资本主义商业城市兴起所带来的“城市危机”“道德危机”和“青年危机”；第二次变革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重在破解现代化进程中公立学校沦为经济建设的“附庸”和青年职业的“训练所”、“科学和实用课程取代文化和道德研究”、价值观教育日趋边缘化的危机[1]46-48；第三次变革发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重在回应民权运动、妇女解放、性解放引发的个人主义猖獗、相对主义泛滥的道德危机。进入21世纪，美国全球性称霸战略、内生性制度病症、深层性社会撕裂和虚拟性经济异化使其再度陷入全面的治理困境和严重的价值危机。为应对危机、走出困境，美国各界纷纷呼吁加强和改革价值观教育，以提振价值自信、凝聚价值共识。 1.美国全面的治理困境亟须提振价值自信 21世纪以来，美国国家治理经历了罕见的“黑暗与暴风雨”①。2001年的“9·11”事件打碎了美国基于地缘优势的“绝对安全”梦想，使其不仅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泥潭，也成为恐怖分子发动攻击的主要对象国。②接踵而至的2008年金融危机深刻暴露了华尔街的贪婪本性和金融监管的严重缺乏，打破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的神话。2016年特朗普出乎意料地当选美国总统，更使反精英、反建制、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白人至上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极右翼势力强势崛起，进一步昭示出美国政治的深层弊端和社会发展的巨大不确定性。2017年好莱坞王牌制作人韦恩斯坦的性骚扰事件，揭开了美国上层社会潜藏已久的“公开秘密”，文化政治精英面临全面的“道德塌陷”危机，以揭露性侵害和性骚扰为主旨的“打破沉默者”运动(The Silence Breaker)甚至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 安全、经济、政治、道德上的治理困境极大冲击了美国“山巅之城”的国家信条和“民主自由”的价值承诺，严重动摇了美国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信心和信念，社会各界纷纷发出“美国已经衰落”“美国世纪已经结束”的哀叹。2003年沃勒斯坦撰写的《美国实力的衰落》和2008年梅森撰写的《美国世纪的终结》等著作，就从世界地缘政治多变分裂、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和美国内外政策失灵等多个角度，阐明21世纪的美国正在逐渐走向衰落的事实。2014年，新美国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林德(Michael Lind)更是悲观地指出：“美国世纪开始于1914年，美国世纪终结于今年。美国的外交政策正处于崩溃状态，美国的经济状态不佳，而美国的民主已被破坏。其他国家将美国看作谨慎的外交政策、民主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的成功典范的日子可能已成为过去。美国世纪，1914年至2014年。安息吧。”[2]面对日益复杂而严峻的治理困境，美国各界精英一方面竭力驳斥“衰落论”和“终结论”，以提振社会信心。2014年奥巴马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就坚称：“从各个角度衡量，美国都比其他任何国家要强大”，“从欧洲到亚洲，我们是有史以来盟国们至高无上的中心”，“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强国，过去这个世纪如此，下个世纪依然如此”。[3]另一方面则深入反思美国当前困境产生的根源，并将其归因于“学校教育失败”。他们呼吁改革学校教育，加强对青少年的价值观教育。如美国著名教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加德纳(Howard Gardner)提出：“在今天的(美国)媒体上，大家有个共同的印象，那就是许多美国问题都是由学校教育造成的”，“现在是时候将我们的关注点，将教育的中心工作，转移到‘品格发展’上来”，“用强有力的积极的优秀品格培育青年”。[4] 2.美国深层的社会撕裂需要凝聚价值共识 2017年9月，美国保守派评论家苏利文(Andrew Sullivan)在《纽约杂志》撰文指出，今天的美国正在分化为两个相互对立的“部落”(tribes)：“一个是包含大多数人的少数族群，一个是压倒性的白人；一个生活在海岸和城市，一个散布在乡村和广阔的远郊；一个信守传统信仰，一个日益鄙视所有的宗教；一个是粗俗的民族主义，另一个的眼光变得愈加全球性；双方各主导一个主流政党，并且最危险的是，它们日益分裂的密度和强度日趋增加。”[5]这一论述形象地揭示出当前美国社会深度撕裂的严峻形势。从价值观的层面看，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