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中国国家安全体系时强调政治安全是根本。①这是对中国特殊国情和国家安全形势新特点新趋势准确把握的基础上作出的论断。从苏共改旗易帜的教训来看，中国继续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来自于军事安全，更不是来自经济安全等领域，而是来自于政治安全。政治安全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也是政治意识形态安全。特别是全球治理的现实状况使得中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而参与全球治理就必须直面人类共同价值，直面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挑战。 一、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安全始终面临双重挑战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斯大林模式、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实践证明，无论是僵化还是自由化，都会威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直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是来自右的方面，有些人试图用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就走上了这个误区。二是来自“左”的方面，有些人忽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一面，而漠视发展中国家需要向发达国家学习、借鉴的一面。若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失去“中国特色”，中国就有可能退回僵化的老路。近年来国内思想理论界在“普世价值”问题上的争论就反映了这两种错误倾向的影响。一些人认为，普世价值就是西方所要推广的“普世价值”，中国要接纳普世价值就要照搬西方的一套；一些人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甚至声称13亿中国人不要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强调既要反右，更要反“左”。②这个重要思想在今天仍然适用。旗帜问题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更不是民主社会主义。2014年2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③ 二、美国推广“普世价值”对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 美西方所宣扬、推广的“普世价值”，是以它们赋予内涵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为核心，其基本精神是强调个人的自主地位，个人有至高无上的自主权，而健全社会的道德、法律、制度都建立在个人的自主权之上。这种“普世价值”，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的阶级性，代表了资本主义的价值诉求和政治倾向。 普世价值有两类：一类是世界各国共同发扬光大的价值，如和平、发展、善治、秩序、和谐、公正、平等、合作、环保等；另一类是西方首先发扬光大然后为世界多数国家所接受的价值，如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这就是说，普世价值并不等同于西方的价值。容易将人引入理论误区的是第二类价值。它们虽然是西方首创，但却不是西方垄断的专利，许多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将这些价值作为本国施政的理念。最为典型的就是民主。不过，西方国家将自己奉为民主的楷模，并以传教士的姿态向全球推广所谓“普世价值”，以实现自己的利益，这是我们要保持清醒的。西方国家在推广所谓“普世价值”时，是将它们规定的内涵和标准赋予民主、自由等价值观。比如民主，按西方的标准，凡是民主必须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普选等，这实际上是将代议制这种实现民主的方式等同于民主本身，是将西方模式的民主等同于全部的民主。西方国家以它们定义的“普世价值”冒充一般普世价值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视听，导致了非常恶劣的后果。一些尊崇民主的人就误以为，中国要发展民主，就必须照搬西方的模式；与之完全相反，一些反对自由化、要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人则误认为普世价值就是西方的东西，中国不能搞民主，也不能要自由和人权。 同其他西方国家相比，美国在对外政策中更加重视意识形态因素。美国一方面将意识形态作为其对外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将维护自由主义价值观视为重要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又将意识形态作为贯彻总体对外战略、实现总体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 冷战时期，美国等西方国家将共产主义视为其推广“普世价值”的最主要障碍，“反共主义”成为这一时期美西方推广“普世价值”的主要任务。其矛头不仅指向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指向尚未“西化”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像俄罗斯这样“西化”不够彻底的国家。从冷战后的历史进程来看，美国等西方国家非但没有淡化其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反而在一定程度还有所强化。美国的思想库和学术界不断推出各种引起争论但有广泛影响的政治思潮，如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及宣扬以推进各国“民主化”来维护世界和平的“民主和平论”等等。这些思潮或理论的视角不同，结论也有差别，但都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其目的是继续推广西方的意识形态，以维护其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为此，美国确立了以维护安全、扩展经济和推进民主为三大支柱的全球战略框架，试图从三个维度同时推进，提升美国的实力。其中，推进民主就是美国自由主义大战略在后冷战时期的主要表现形式。特别是奥巴马政府将推广“普世价值”拔到更突出的位置上。2010年和2005年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在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作为一项重要的“美国的持久利益”，实际上就是将推广“普世价值”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目标之一。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样重要的文件中首次将“普世价值”列为目标，足见奥巴马政府对推广“普世价值”之重视。 三、中国必须直面美西方“普世价值”挑战 全球治理的现实状况决定中国不可能回避“普世价值”挑战。纵观世界大势，中国需以积极开放的战略姿态对待“普世价值”，深刻揭示美西方推广“普世价值”的利己性。 1、全球治理的现实状况决定中国不可能回避“普世价值”挑战 随着全球化的演进，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突出，需要加强全球治理。需要通过全球治理来解决的那些全球性问题，都关涉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福祉，超越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阶段、文明文化、民族宗教、地理位置等差异，需要世界各国都担负起共同的责任，携手应对。从全球治理的实践经验来看，世界各国能否担负共同的责任，关键在于能否对共同利益形成正确的认知；而正确认知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共同的价值观。“道不同，不同谋”。同样的事情，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就会产生不同的认知。比如暴力恐怖行为，在现代文明社会，那是不可接受的，是恐怖主义的体现；而有些人却将之视为反抗压迫、抵制强权的手段。可以说，塑造人类共同价值观是推进全球治理的基础工程。然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推广“普世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试图将“普世价值”打造成全球治理的意识形态，以便于其掌握全球治理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直接面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已经为世界多数国家人民所接受的价值观。如何在推进全球治理过程中既秉持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观，高举道义大旗，努力掌握全球治理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又不落入“普世价值”的陷阱，丧失在全球治理中的独立自主地位，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