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6)12-0020-07 记忆与认同、选择与建构是共同体生活的重要命题。作为人脑对过去经验的心理反映形式，历史记忆的选择性指谓记忆与遗忘在物质客体和象征符号作用中的交互；作为共同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与结果，历史记忆的建构性指涉认同与区分在权力意指和象征符号倒转中的翻新。在哈布瓦赫看来，历史记忆这种附着于或被强加在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所共享的东西，恰恰是政治认同生成的传统根基和历史渊源阐析的延续。在现实性上，历史记忆的选择往往意味着政治认同达成的始步，而政治认同的实现则是历史记忆建构的结果。历史记忆与政治认同的互构关系和发展共生，为我们以历史记忆的理论和方法固基政治认同提供了原生态的根基性切入。由此出发，立足于历史记忆选择与建构的时代场，探寻政治认同归属与自觉的关系域，研判历史记忆固基政治认同的方向度，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一、历史记忆认同与区分的逻辑归旨 记忆是人脑对过去经验的心理反映形式，特指人们对感知过的、体验过的、想象过的东西的识记、保持和再现。[1]作为个体记忆的相对物，社会的集体记忆不仅代表了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隐喻，而且代表了群体建构社会现实的形成。无论是立足于今天对过去进行诠释的集体回忆，还是强调历史对现实进行说明的集体建构，均指向了具有同一性和内聚性的共同体社会化目标的达致。人们在记忆中唤醒、在区分中遗忘，其意识功能的社会化塑造和符码讯息的群体性送传，无不指向了共同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与结果。所谓“没有记忆就没有自我、没有社会，自然也就没有认同”就是这一意义的理论扩展和现实延伸。 历史记忆是社会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作为以“历史”的形态呈现和流传过去的记忆，历史记忆具有时序的叙事性和意向的现实性。历史记忆的叙事性将人物、事件、情节等历史要素置于历时态的时间序列中，它以特定的叙事结构和既定的符码体系，传递着记忆外显的描述性讯息和记忆内蕴的默示性讯息；历史记忆的现实性则以包含在“叙事性”中的历史情节和因果逻辑，进行群体同一性的凸显、历史延续性的展示和政治合法性的诠释。正因为历史记忆是主体的、具体的和反思的，法国学者保罗·利科将人们不仅置身于“历史”所造成的社会现实中，而且置身于人们自己建构的“历史”现实中的“想象”，归结于历史记忆“叙事”与“现实”的交互和渗透。[2]就历史记忆与历史的关系而言，尽管作为概念的“历史记忆”和“历史”在功能、对象和特征等方面具有同一性，但不是同一体。换言之，历史一定是历史，历史记忆则不一定是历史——“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记忆是人们相信事情已经发生了”。[3]历史记忆与历史都具有传递经验的基本功能，然而在“原生性”的基础上，历史记忆的内容并非指全部的历史，而是“想象”与“教化”的历史。在人类学家马克·布洛克看来，历史记忆绝非机械和被动的。事实上，任何事件要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就必须是或曾经被认为是“重要的”。与此相适应，民族共同体的社会进程往往是历史记忆的历史“想象”，以及历史记忆之认同、保有和传承的结果。 选择与建构是历史记忆形成的基本特质。作为集体记忆的一种，历史记忆首先回答的是“谁的记忆、我的记忆、我们的记忆”等逐层延伸的记忆定位和价值归属，并由此决定了历史记忆内容与结构的选择性。对于具有内聚性的社会群体、民族和国家而言，无论是对象性活动主观“选择”的记忆，还是无意识作用客观“遗忘”的历史，历史记忆的选择往往是具体的社会情境和具体的群体利益竞争与妥协的互动。这就不难看出，历史的构成和记忆的选择均不是强迫追溯的既往，二者以“过去”在“当下”的再现，实践着共同体特殊的时间，定位着共同体特殊的空间，赋予共同体特殊的意义，明确共同体的原生性情感、工具性利益和价值性旨归。在诺拉看来，结构性选择形成了所谓“记忆的场”，这是社会(不论是何种社会)、民族、家庭、种族、政党自愿寄放记忆内容的地方，是作为其人格的必要组成部分而可以找寻到其记忆的地方。[4]与此同时，那些被遗忘的过去则被沃特森形象地称之为“遗忘之带”，以对应记忆之场的功能性表征。历史记忆同时是建构的，其建构性直指群体成员记忆图式的形成和记忆结构的演化，即思维结构对过去经验的心理反映形式的连续形成和持续改组。事实上，历史记忆的建构不仅中介着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结构，而且中介着群体成员的认识力、思维力、创造力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表征着记忆建构从简单向复杂结构的过渡。在“建构”大师皮亚杰看来，记忆建构的始点常常连接于“动作普遍协调的作用”，即根源于天赋而后天获得分化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之间的自我调节。在皮亚杰那里，动作的普遍协调不仅包含了建构的初级结构，而且包含了建构的后天结构，即反身抽象的感知、评价和心理体验的内化。这些活动以主客体间的联系和作用，外化于记忆建构的关系链和实践场。 运用记忆强化认同是历史记忆的基本功能——认同与区分的表征。历史记忆的认同与区分源于思考、组织、叙述历史的文化心态，即内聚性的社会群体“历史心性”的规范与导引。历史记忆的叙事传统、结构和方式的规约不仅有赖于叙事范式作用下的“模式化叙事情节”，而且有赖于“符号”化体验的记忆文本和“意向性”存在的纪念空间，以及二者对历史的想象与书写。通过“历史心性”作用的介质，历史记忆与社会现实互为表里。一方面，在延续社会现实的同时形成历史记忆的情境；另一方面，在复制社会“表象”的同时形塑历史记忆的“本相”。其间，群体的个体差异和个体在群体中位置的变迁，使意义、象征、叙事的符号组合，认同与区分文中隐喻的时空延展，指向了不同的想象与建构，连接着相同的修饰与界定。以此为原点，安东尼·史密斯的族群—象征主义理论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从不同的视域审视了共同的历史记忆，阐析了历史记忆选择与建构的“历史心性”，探讨了认同与区分的价值旨归。在他们看来，任何一个族群、群体或国家的历史都可以理解为共同体范围内的记忆与认同，而诺拉的“记忆之场”理论和沃特森的“遗忘之带”概念，则在历史记忆认同与区分的基础上，诠释了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与结果，在规约“自我”与“他者”边界的同时，确立和明晰集体意识与群体行为的共同体推崇。我国台湾学者王明珂在他的《华夏边缘》一书中，将特定的资源分配与竞争环境下的边缘人群在华夏和非华夏之间选择和归属的不同结果，归因于记忆与失忆形成的人群依据，凸显认同与区分形塑的族体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