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它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热爱祖国、忠于祖国的思想行为和情感，表现为对自己祖国和人民的深情和眷念，为国家的利益贡献力量的责任感和为民族的命运不惜牺牲一切的献身精神。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不同历史时代，有不同的内涵。 一 在我国古代漫长的封建社会，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反抗外族入侵，维护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忠于君主和忧国忧民的情感。其基本内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抗敌御侮，壮心报国。爱国总是和反对外族的压迫和侵略联系在一起的，千百年来，抗敌御侮、尽忠报国的壮举构成了一部悲壮、雄浑的交响曲。春秋时期屈原曾歌颂保家卫国的士兵“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汉代霍去病豪叹“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唐代王昌龄赞咏戍边将士“黄沙百战穿全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宋代岳飞“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啖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唱出了民族英雄的风采。南宋文天祥为抗元救国，坚贞不屈，绝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明代戚继光“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郑成功“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更表现了抗敌御侮的艰苦卓绝和卫国驱寇的英雄气概。 （二）忧国忧民，公而忘私。中国古代有不少名人志士矢志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私利以至生命，其传世的名言警语表达了坚贞的心声。春秋时期屈原“哀民生之多艰”，“吾将上下而求索”。汉代贾谊提出“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唐代李白“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杜甫“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韩愈“以国家之务为己任”。宋代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苏东坡“为国者终不顾家”，“报国之心，死而后已”；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代顾宪成主张“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清代顾炎武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名人志士的节操高行，无一不体现着一腔壮伟的爱国主义豪情。 （三）自尊自强，奋发进取。先秦时期韩非的“自恃无恃人”，“恃人不如自恃”，《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汉代扬雄的“人必其自敬也，然后人敬诸”，唐代张九龄的“国之所以能强者，亦云惟信与义”，刘禹锡的“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宋代欧阳修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朱熹的“闻道有蚤莫，行道有难易，然能自强不息，则甚至一也”，等等，这些都是讲于人于国均要自尊、自强、自信、自立。《尚书》中的“业广唯勤”、“唯日孜孜，无敢逸豫”，先秦时期荀子的“劳苦之事则争先，饶禾之事则能让”，唐代柳宗元的“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李商隐的“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宋代欧阳修的“强者不自勉，或死而泯灭于无闻；弱者能自力，则必有称于后世”，清代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等等，这些都说明了奋发进取的重要。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自尊自强、奋发的爱国主义精神一脉相传，成为中华文化的精华之一。 （四）忠君意识，正统思想。由于古代处于封建社会时期，其爱国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忠君意识，认为君即代表国家，忠君便是爱国，爱国必须忠君。如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当他辅君治国的壮志难酬后，便以投江“死谏”来表达其忠君爱国的情愫。还有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韩愈的“赤心事君，忧国如家”，岳飞的“精忠报国”，辛弃疾的“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死后名”，等等，都带有忠君色彩。与此相联系，正统思想在古代爱国主义中也较为浓厚，并强调“夷夏”之别。如《论语》中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诗经》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贾谊的“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也”，等等，都反映了这种正统思想很早就有了。 二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近代的爱国主义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它主要表现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反对封建专制统治，救亡图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 （一）抵抗列强，救国图存。近代炽烈的爱国主义情感，首先来自于因国耻而激发的义愤。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人民进行的残酷的军事侵略、政治奴役和经济掠夺，使独立自主、领土完整、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中国，被弄得主权丧尽、山河破碎、经济凋蔽、民不聊生。面对民族危亡，许多爱国主义英雄人物挺身而出，进行救亡图存的抗争。首先是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矢志抗敌禁烟，“殚竭血战”。继而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边疆危机中，涌现了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僧格林沁、冯子才、刘永福、邓世昌、刘步蟾、丁汝昌、左宗棠等一大批爱国名将，其中有的在为拯救民族危亡的战斗中壮烈殉国。在此同时，中国农民阶级也积极投入抵抗列强的斗争。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忱和献身精神，使侵略者看到，中国“民气坚劲”，“故所谓瓜分之说不啻梦呓”[①]。中国近代各族人民共同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斗争，它与古代汉族反对其他民族侵挠的抗敌御侮已大不相同，其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比古代深刻得多。 （二）师夷制夷，自强求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野蛮侵略，使人们看到其“船坚炮利”和中国武器的落后。许多有识之士提出要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为我所用，以强国御侮。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姚莹的《康輶纪行》等论著，都反映了要重新认识中国和世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思想。特别是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突破了“夷夏大防”的正统观念，是对强国御侮道路的大胆探索。后来的洋务派把“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付诸实践，倡导和主持了以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为中心，创办军事工业“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开端。可以说，从魏源、林则徐开始的爱国主义，已经跳出了古代爱国主义狭小的区域界限，把眼光从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矛盾，延伸到中华民族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矛盾，开始具有世界眼光和全球意识。这与古代狭小区域范围的爱国主义相比，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