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迈克尔·弗里登曾指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意识形态概念成为最复杂、最可争辩的政治概念之一。”[1](P13)正因为意识形态用法多如魔方，人言人殊。学界对其理解和诠释侧重各异，考察的角度不同，其所强调的功效也就不一样。哲学家往往对意识形态的至真旨趣怀有终极关切，人类学家则侧重意识形态的文化意蕴，政治学者似乎更愿意从意识形态的社会动员功效即其作为一种话语体系出现。这意味着学界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是多么五彩缤纷，多么兼容并蓄。意识形态不仅具有多面性，而且是块“白板”，学者们肆意地挥发其想象和创造力，给予其无穷色彩。但是，意识形态又不同于“政治”、“经济”、“道德”、“伦理”、“文化”等日常概念，它近乎一个动态复合概念，表述的是一个动态复合过程，是历史、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深层契合互动关系。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必须选取恰当的视角，一些研究者视意识形态为一种宣传机器和附着其上的思想言论，这往往是肤浅和欠考虑的。意识形态的研究必须拓宽视野，必须以总体的视角来考察。当然，无论意识形态这个术语如何“博大精深”，如何“变幻莫测”，从现实和理论的需要来看，我们可以从哲学批判、话语体系、公共外交政策的视角来审视、反思当代意识形态的多维内涵。 一、哲学批判 每一个新的时代来临，我们都会追问其时代的哲学主题是什么？俞吾金先生在《意识形态》一书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对这个时代的思考愈深入，就会愈自觉地汇聚到一个焦点上，这个焦点就是意识形态问题”。[2](P1)借用俞先生的话语，我们可以断言，21世纪的哲学主题依然离不开意识形态问题。当然，从哲学视角考量意识形态，并不等于只是对其一种哲学发展史的平铺直叙。哲学的视角将意识形态的源头搁置于哲学观念的变迁，但又离不开制度化意识形态的建设历程，其基本的道具是一种哲学式的审视和反思。 意识形态与政治上层建筑之间联系密切，这一点在现代社会必须承认。但“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个哲学概念……对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始终是从哲学的角度出发的，这既契合于意识形态概念的本来含义，又便于从理论上作深入的探索和论述。”[2](P11)从哲学层面看，意识形态问题属于精神范畴。按照黑格尔的理解，精神现象是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的集合体和统一体。实际上，构成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的东西，都深刻地镌刻在人们无意识的心理层面上，这种镌刻以一种现实和实践为基本尺度，承认与否，它都成为人们思考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哲学思考一旦进入到反思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它就不会是悬置于一些浮于表层的东西，而是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中去了。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中的观念建筑，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看来，“经济方法”已经成为合理解释人类全部言行的关键点；同样，马克思也认为人们争取的一切都与自己的利益有着莫大的关系，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利益的衍生物，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有现象。意识形态因利益的出现而存在，因利益的发展而发展，它是利益的表征之一，脱离了利益，意识形态似乎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意识形态与利益密不可分，而利益又是人们对自身或他人行为以及事实进行判断的重要依据，由此可以得出，意识形态能够借助利益这个中介来影响甚至支配人们的价值实现与评断。实践中，人们认同某种意识形态绝非依靠理论自身抽象的逻辑演绎，而是取决于意识形态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和牵引力上。因此，意识形态批判或对某意识形态的批判就成为阶级社会中实践和理论塑造的重要一维，这种批判针对的是批判对象所承载的荒谬性、虚假性和反人民性；从学理逻辑视角颠覆批判对象，从而为在实践中击溃批判对象背后的阶级力量，推翻这个意识形态及其所庇护的社会制度提供思想和理论支撑。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意识形态批判或对某意识形态的批判并不必然意味着一种合理性或应当性，特别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当下，普世价值等西方意识形态理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从历史规律来说，这种批判就不具有必然性。 自我意识的主体地位随着近代以来认识论哲学的转向得以确立，但同时也带来了现代化过程中崇高价值的陨落，犬儒主义大肆盛行。原因不难分析，认识论哲学的转向使得人类桎梏于认识论的窠臼中来审视主客体关系，认知理性或逻辑理性取代整体理性狭隘化地把握客观的必然性，从而产生逻辑化的价值判断，现实的真理的目标遮蔽了价值的理想性，自我意识的迷恋不断膨胀，人的神圣性逐渐蜕化。哲学的泛逻辑化、实证化和科学化由此成为哲学认识论转向的现实产物，哲学走向思辨和科学化。哲学成为工具理性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认识论思维方式放弃了价值理性的追求，已经无法容纳和承担起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价值问题和意蕴的诠释，在认识论的框架内，人类对美好和价值的追求、抉择、创造、发展和实现已不再具有可操作性。随之而来的哲学人本学转向，人的生活世界成为关注的焦点，意识形态由此也开始转向生活世界，人类开始在生活世界中找寻生存与发展的价值和意义。这是因为，意识形态触及了世界的统一性和历史的规律性问题，这事关哲学的基本问题，有关一元世界观、历史观的合法性问题，当然也包括其所衍生的两大形而上学关系：理性与欲望、幻象与实在。[3](P14)意识形态蕴涵着虚假与科学因素，片面绝对地放大其否定面，忽略其科学理性的一面，必然导致意识形态所蕴涵对资本主义的彻底批判和否定的迷失，从而导致对世界和历史的整体性把握的可能性的抛弃，结果必然是由相对主义走向虚无主义和主观主义。从个体层面而言，意识形态的哲学批判在于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和批判。意识形态的生存论视角分析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意义所在。生存论产生的主体——人，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始终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理论的产生离不开人的创造，意识形态自始至终围绕着人，它的发展也离不开人，意识形态作用的主体是人，脱离开人这个元素的意识形态是不存在。意识形态这个范畴产生于人类社会，并且对人类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它始终是与人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意识存在，它来源于人的意识，从意识中不断发展，慢慢地形成了系统化的理论，从而起着影响人的行为和思想的作用。人是意识形态的主体，离开这一主体，意识形态这个范畴将无从谈起。 意识形态的存在论转向造就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对一切旧的意识形态的虚假的总体性的破除，又是对现实存在的总体性的真实阐明。正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上，马克思批判了包括德国意识形态在内的旧的意识形态批判，实现了对以往旧哲学的批判的扬弃。在过去，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世界支配着现实世界，一切存在物似乎都是意识形态的“副产品”，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现实世界才是思想世界的真正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也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是其哲学批判内核所在。特拉西对意识形态在观念学意义上所作的理性科学的断言，德国古典哲学在意识形态本体论的形而上学的认知，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实践对意识形态认识论的科学体系以及意识形态生存论的生命思考，都努力去追求一种真善美的终极价值关怀。随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人们开始重新、全面理解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也引发人们对意识形态符号学物化的社会关系考量，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存在论的实践转变。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理论的哲学批判，为当下纷繁复杂的各种意识形态思潮提供批判的理论武器和方法支撑。唯有如此，人类才能由抽象的本体论层面向生存论的本体论视角转换去探讨事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意识形态问题，才能真正从认识论层面解决意识形态对人类思想世界的支配问题，从而实现马克思毕生所推崇的彰显人的价值理性诉求的实践精神；才能消解存在主义对意识形态终结的误读，进而深入探求人类的社会性存在的无意识领域的意识形态问题；才能祛除符号学的非历史的意识形态立场，在现实批判基础上创新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有着其本身所不能克服的局限性。只有重新确认历史唯物主义在意识形态认知领域的应有地位，才能克服以往旧的意识形态与生活世界隔离的形而上学的弊端，从而在社会存在的现实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具备“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功能的意识形态。这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质的意识形态学说具有明晰的元批判导向，这也是真正理解哲学的真精神，领悟马克思划时代的哲学批判和哲学变革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