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36；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04(2015)04-0012-0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①。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不仅在于它作为精神纽带具有凝神聚气的功能，而且更关系社会的稳定以及党和国家的安危。 一、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困难成因分析 我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出现了某种程度弱化的现象，不仅表现为越来越疏离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而且表现为有些人公然对主流意识形态提出挑战。问题不在于主流意识形态受到质疑，因为这种质疑任何时候都存在，而在于这种质疑本身受到社会公众的质疑越来越少，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许多人的“鼓励”，从而成为某些人“叫座”的原因。意识形态的困难就在这里：越是挑战主流意识形态就越是“叫座”。困难的形成，不是单纯的政策缺失问题，更不是个人差错。意识形态困难是当代中国历史、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各种复杂原因的综合所致。 当前意识形态的困难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当前的问题是民族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双重自卑情节的交织仍然在起作用，影响着人们的意识。首先，近代西方文明的崛起，与中国的相对衰落造成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落差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西方世界借助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实现文化现代性转型，从而走上工业革命道路，并且取得对整个世界的支配地位。最近几百年时间，西方从一种地域概念变成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范式”；评估所有文明都以西方的范式作为标尺。随着西学东渐，中国当代学术、教育主要以西方哲学范式为基础。我们作为“学生”，难免产生心理和文化上的自卑情节，这种自卑也许是无意识的，却持续起作用。其次，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的自卑，因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得到一定程度的清理。中国人民借助社会主义的制度“先进性”，唤起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希望。但是，文化的自卑心理仍然若隐若现地存在着，不仅人们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即使在大跃进的狂热中我们也是做着“赶美超英”的梦想——我们仍然以别人的范式作为衡量自己历史进程的尺度。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些被动，西方世界很多人弹冠相庆，福山提出了所谓“历史终结论”，许多观察家认为西方已经“不战而胜”，成为冷战的赢家。面对这种局面，世界范围内左派似乎一蹶不振，我们的政治意识形态显得处在被动状态。 意识形态工作出现困难，也有现实的社会原因。首先，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需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以西方为师造成了我们对西方仰视的心理定势和自卑情节。其次，工业化和市场经济本身也给意识形态带来新的境遇。“虽然工业革命及其引发的工业技术社会的兴起减少了产品和服务上的匮乏，但还是忽视了对生活质量和人文关怀的影响。当人类的物质生活变得更为安逸的时候，大工业技术的崛起却带来了人们精神上的焦虑。”另外，“大众社会和崇尚技术的文化的增长，加重了人们的冷漠情绪。”②再次，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巨大变化，社会分化、利益多元化和思想的多样化，这种空前的多元状态使我们的精神世界一时难以自安。最后，市场经济和新媒体的相互作用：公共领域的形成造成公民自主意识的提高，意识形态工作却在很多方面没有赶上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变化。 当前意识形态的困难也有着微妙的文化及文化变迁的原因，对这个原因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以适合的文化方式解决困难。首先，辩证法告诉我们，物极必反，文化现象亦是如此。“文革”对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神圣化和绝对化，必然在逻辑上引来对绝对和神圣的解构。以“文革”为代表的泛意识形态化的极端现象，使革命的“镜像”脱离了现实的基础，时间一久必定不可避免地造成人们对意识形态的疏离心理。其次，方兴未艾的知识经济对创新的需要，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批判性思维。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按单照收所有的社会劝诫和教导，这必然给思想理论宣传工作带来新的困难。第三，许多社会问题和道德失范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许多突破底线的道德失范使道德规范显得更加虚弱，失去了应有的规范和教化力量。第四，在思想理论宣传和价值观建设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譬如，缺乏文化上的自信心和价值体系的制高点，甚至在很长时间内拒绝“价值”这个概念，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开始逐渐接受并研究价值问题。正如格拉特·哈丁(Gerath Harding)指出的，“价值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将国家和民众凝聚在一起。它们帮助定义一个社会所支持和所反对的东西。”③西方人说他们的价值观是“普世价值”，而我们只愿说自己的文化特色、民族特色，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的世界意义缺乏论证和阐释。文化只有先进才有软实力，价值只有先进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才能让人民为之骄傲，才能对他人有吸引力。 尽管问题的实质都是内在的，但外部原因也不可忽视。首先，西方国家仍然心存冷战心态，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围剿，对非西方文化贬低，力求让我们的青年人对自己的制度、文化、传统失去信心，从而达到不战而胜的目标。尼克松说过：西方要“致力于……削弱共产主义口号的政治吸引力”④。实际上，当有一天中国的年轻人不再相信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的时候，那就是西方不战而胜的时候。中国已经成为西方眼中的绝对“另类”。众所周知，斯诺登事件的曝光说明，美国情报部门与英语国家组成的五只眼，不仅监视非西方国家，甚至连不讲英语的德国、法国、日本也成为他们监视的对象。中国不仅不属于西方文化的范畴，甚至还属于由共产党领导的走自己道路的国家。正如英国《金融时报》2014年8月13日刊登的克里斯托弗·莱恩的文章所说的，中国道路的成功令西方极度不安，“原因是它挑战了美国模式的自由主义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的所谓普适性”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已经成为最让西方恐惧的“他者”。其次，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在舆论上掌握着主导权，而且在价值观操作上有丰富的经验，掌握话语主导权和议题设置权。西方不仅有价值观的宣传，而且非常重视价值观的宣传；美国不仅在国内进行价值观教育，而且公开在全世界推广其价值观。实际上，被视为“普世性”的西方价值观往往是西方的偏见，而“许多西方偏见基于西方的历史性政治和军事霸权”⑥。最后，全球范围内宗教的复兴和原教旨主义的影响，也成为与我们争夺人心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