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立足于我国德育建设的需要，论述了我国德育传统形成的历史过程，明确地提出了我国德育传统的基本特征是：德高于智、群己和谐的德育思想；礼乐结合、先后有序的德育内容；知、情、意、行的德育过程；内省外注，躬行实践的德育方法。从而引发出对我国当今德育建设的一些积极性建议，以期有助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德育体系。 我国的德育传统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德育传统与传统伦理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传统伦理思想影响了德育传统的形成及其观点、内容与方法；另一方面，传统伦理思想的传播要以德育为中介。前者是后者进行活动的内容，后者是前者得以实现的手段。对德育传统的批判继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德育体系的重要途径。 一、德育传统的形成 从《周易》中，可以发现我国原始社会伦理精神的某些基因，其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善恶报应的信念及阴阳二分的思维方式，反映出了中国人最初建构的精神世界。据《史记》记载，传说中的五帝皆有圣德明于世。黄帝“修德整兵”，除暴去虐，创华夏统一大业；颛顼“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帝喾“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尧“克明俊德”，并“以德化民”，命舜施“德教”，称“五典之教”；舜更是以“玄德升闻”而得尧禅，舜时专设了秩宗之官“典朕三礼”，把天神、地祗、人鬼的祭祀活动纳入礼的范畴，又设典乐之官“教胄子”，使胄子们“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简而毋傲”，“毋相夺伦”。这些都说明了原始社会“德”的重要及德在社会领域中的传播，这可以说是我国德育传统的起始。 西周统治者制订了一套奴隶制的伦理政治秩序，形成了《周礼》，这对德育传统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确立了较为完备的奴隶制教育制度，建立了从国学到乡学，从小学到大学的学校系统，学校全部由国家管理，从制度上保证了德育的实施。其次，规范了社会伦理和学校的德育内容。《周礼》规定，大学的内容有三德（至德、敏德、孝德）、三行（孝行、友行、顺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仪（祭祀、宾客、朝廷、丧纪、军旅、车马）；小学设德、行、艺三门；乡学课程为“乡三物”，即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这些规定既体现了德育的重要地位，又明显地具有一定的系统。再次，将“化民成俗”的“彝教”纳入了国家重要政治生活。这一系列措施，为我国德育传统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思想意识形态上的百家争鸣，形成了儒、道、墨、法家等各种思想流派，其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伦理思想最充分地体现了我国当时社会伦理的特点，影响最为深远。儒家学派对德育与政治、德育与人性、人我关系、人伦关系等有着深刻的论述。《大学》所提出的“三纲领八条目”和《中庸》中所说的“中庸之道”，是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的概括。儒家还对德育方法进行了探索和论述，如孔子主张立志持志、自省改过、躬行实践；孟子强调内省，主张“养心寡欲”、锻炼意志、“反求诸己”、“养大体”；荀子主张外铄，强调环境的影响和解蔽。这时期的德育已不仅是一种社会生活实践活动，而且具有一定的理论和方法，从而使德育的观念、内容和方法进入社会意识形态，为我国德育传统的形成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董仲舒把儒家学说庸俗化，使其与阴阳五行迷信结合起来，认为帝王是“受命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1]，应该教化人民“循三纲五纪”，从而出现了“三纲五常”的道德体系。“三纲五常”使伦理关系完全服从于封建政治关系，使双向的人伦义务变成片面的等级服从，为君主专制制造了理论根据，受到历代封建统阶级的重视，自此以后，我国的德育传统正式确立。 魏晋时期，我国出现了一种新的哲学思潮——玄学，玄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经典。东晋以后，玄学与佛学合流，以玄学解释佛学，玄学渐衰。隋唐时期，佛教、道教与儒教并称三教，但由于儒家伦理思想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要求，其理论也发展得最为完备，所以自两汉以后，儒家伦理思想始终占统治地位。到了宋明，以儒学为核心，融合了道学与佛学的新儒学（理学）被封建统治阶级奉为维护其政治统治的经典而经久不衰。我国这种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德育传统一直延续了一千多年。 二、德育传统的基本特征 我国的德育传统与传统伦理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分析我国德育传统基本特征之前，有必要对我国传统伦理思想有个大致的了解。 我国伦理思想的构建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礼”的转化过程。西周的维新把氏族社会作为习俗法规的礼转化为文明社会的秩序，即周礼；春秋时期，孔子在礼坏乐崩的背景下，对“礼”进行了道德化的倡导；西汉时期，董仲舒把“礼”转化为“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宋明时期，新儒学把“礼”转化为神圣的、绝对的“天理”。纵观礼的四次转化，我国传统伦理思想具有如下特点（这也是我国传统德育内容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