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底层数字技术驱动数字经济兴起与发展，深刻影响着产业结构体系和经济增长格局。一方面，数字产业化加速扩张，不仅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还是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重要力量①；另一方面，在数字技术的“渗透”和“赋能”下，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程度快速提升（戚聿东和蔡呈伟，2020）。在此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开始从国家发展战略层面提出要大力推进传统行业（尤其是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中国政府也明确提出由“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的发展战略。从战略规划来看，“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明确了要“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2021年12月12日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更是指出“十四五”时期，中国数字经济将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提出中国应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和数字中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从现实基础来看，中国制造业规模庞大、体系完备，是中国最具国际竞争优势的经济部门，因此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是中国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最为重要且紧迫的部分，更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对制造业发展而言，数字化转型已经不是简单的“选择题”，而是关乎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必修课”。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6月，中国智能制造装备国内市场满足率已经超过50%，并且制造业重点领域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达53.7%和73.7%，比2012年分别提高了29.1和24.9个百分点。 不过，尽管当前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十分强劲，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为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与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但许多制造业企业在实际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依旧困难重重。从理论层面上看，基于知识基础观（Knowledge-Based View）的视角，内部知识的研发往往存在路径依赖，在自身数字知识库尚未成熟时仅靠企业内部创新（如在企业内部组建数字技术研发团队）不仅耗时且风险较大，尤其是在企业亟须快速开发与现有知识基础相去甚远的知识时将面临更大的挑战（Graebner等，2010）。回到现实层面，当前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数字技术落地路径不明、数字化战略水平较低、高数字素养人才短缺等问题；更为严峻的是，中国制造业的高端技术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较大，“卡脖子”现象将极大地制约中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的步伐。刘淑春（2019）也指出，中国工业1.0、2.0、3.0并存，数字技术与制造业融合深度不够，传统制造业利用数字技术存在投入强度大、投资专用性强和转换成本高等问题。实际上，许多传统企业存在因转型能力弱而“不会转”、因转型成本高而“不愿转”、因转型“阵痛期”长而“不敢转”等现象（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京东数字科技研究院，2020）。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在当前以存量市场为主的时代，各个行业的头部聚集效应越发明显，产业格局的重新划分和调整也十分频繁，许多企业只能在整合“别人”和被“别人”整合之间做出抉择。尤其对传统企业而言，它们深受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和平台化商业模式的颠覆式影响，内源式有机增长已经很难对企业绩效产生及时且重大的改善，此时需要企业根据自身发展战略协调并购行为，以外源式无机增长补足这一缺口并释放长期价值（Hsu等，2019）。为此，许多制造业企业开始将目光转向企业外部，通过收购与自身数字化转型战略相契合的数字企业，快速且直接获得数字资产，从而增强转型能力、控制转型成本并缩短转型“阵痛期”。对于这类以数字资产为主要并购标的的并购，我们称之为“数字并购”。 数字并购作为企业应对数字颠覆、实现数字化转型和发展的重要途径，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战略选择（Malette和Goddard，2018）。据波士顿咨询公司（BCG）统计，2017年数字并购占全球并购市场的24%，其中三分之二的并购者是想要获取数字能力和技术的非技术型企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企业（Boote等，2019）。中国的制造业企业也不乏数字并购案例。作为中国传统制造业企业的典型代表，美的集团于2017年先后收购了世界领先的德国机器人企业库卡（KUKA）和专注于开发和销售运动控制及自动化解决方案的以色列企业Servotronix，标志着美的集团在经营和生产上战略布局自动化和智能制造领域进入了全新阶段。2020年7月5日，工业富联通过股份转让的方式收购了鼎捷软件总股本的15.19%（股份转让价款约5.6亿元），并以此晋升为第一大股东。鼎捷软件是国内领先的工业软件解决方案提供商，此番收购无疑是工业富联进一步落实“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双轮驱动战略的重要举措。 然而，企业通过数字并购实现的数字化转型能否产生良好的企业绩效以帮助企业打破“数字化转型悖论”，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与验证。其中，“数字化转型悖论”可以类比“索洛悖论”（又称“生产率悖论”），是指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之间没有明显关联的现象（刘淑春等，2021）。针对这一现象，一些研究发现企业将用户数据纳入生产管理能有效提升企业生产效率（Bakhshi等，2014；Mikalef和Pateli，2017），实施数字化转型也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赵宸宇等，2021）。但也有部分研究持不同观点。Hajli等（2015）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仅对部分企业成立，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并未从中获益。类似地，戚聿东和蔡呈伟（2020）认为上市企业的管理组织制度和能力与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架构先进性存在一定匹配滞后，数字技术与企业原有资源和业务流难以融合，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收益被其衍生管理成本所抵减，因而最终的转型绩效相对有限。此外，埃森哲（Accenture）发布的《2021年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指数研究》也指出，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尤其在疫情冲击下，转型领军企业与其他企业间的数字化差距已进一步拉大：从营收增速来看，领军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差距从疫情前的1.4倍扩大至疫情后的3.7倍。尽管2018～2021年领军者企业的数量占比已从7%上升至16%，但更为普遍的仍是许多企业由于战略部署落后、基础薄弱、组织架构不合理、人才不足等因素，往往采取小修小补的方式部署数字化，难以充分挖掘数字化价值，数字化转型绩效并不理想。
